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成有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5期发表《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历史的拐点与东亚国际格局》（全文约2.2万字）。

 　　宋成有在文章中指出：120年前由日本挑起的甲午战争，标志着明治政府选择了武力崛起的军国主义国家发展道路，扭转中日两国的和平、对等的关系，构成近代日本的历史拐点。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战败。《马关条约》割地台澎，赔款库平银2.3亿两，丧权辱国之甚为前所未有；中朝宗藩关系终结，东亚国际格局面目全非。欧美列强随即掀起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狂潮，日俄开始了对朝鲜半岛的争夺，中朝两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随着中朝日三国三足鼎立以维护东亚和平局面的关系框架崩溃，日本演化为最好战的地区性帝国主义国家和东亚战争的策源地。

　　从表面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在挑战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关系体制，实际上颠覆了存续千余年的中朝日三国三足鼎立以维护东亚和平的国际格局。为说明这一观点，有必要拉长历史的焦距，略述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建立、日本角色作用的转换、三国统一王权的互动关系等问题。

　　（一）从板块互动到三国三足鼎立格局的形成

 　　世纪之初，汉帝国周边民族形成诸多部落联盟国家、城邦国家，东亚形成以汉帝国为中心的区域性国际社会或曰东亚国际秩序。在这个国际体系中，汉朝皇帝贵为天子，依据五德终始的天命论君临天下，享有共主之尊；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君长须经过向皇帝称臣、朝贡请封程序，接受册封，取得正统地位。在纳贡与册封政治纽带建立的宗藩主从关系架构中，“华夏”中国对周边“夷狄”薄来厚往、任由去留，四海一家共享天下太平，互通有无，文化交流。

　　 当时，日本列岛“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竞相通贡中国。世纪之初倭奴国王遣使，请求光武帝册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和倭五王，先后向曹魏和南朝帝王称臣纳贡，凡500余年。倭国之所以对中国王权作出低姿态，一是国内压制政敌，推进统一，需要中国王权的支持；二是利用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伺机扩张，同样需要中国王权的承认。待倭国在4～5世纪实现了国内统一后，6世纪摄政的圣德太子即以“日出处天子”、“东天皇”自居，要求与中国王权对等。

　　在朝鲜半岛，倭国继续巩固在任那的统治，密切与盟友百济的关系。在唐朝、倭国已建立统一王权，朝鲜半岛继续三国分立、展开争霸战争的情况下，东亚地区难以形成中朝日三国三足鼎立格局，并在良性互动中维持地区安全机制。

　　630年，唐朝和新罗联军攻灭百济，朝鲜半岛迈出实现统一的第一步，也为中朝日三国建立统一王权下的三足鼎立格局扫清了第一个障碍。倭国欲继续维持半岛分裂的状态。663年（龙朔三年）3月，倭国出动2.7万人，乘坐千艘战船渡海攻击新罗，援助百济复国势力。8月，唐罗联军与日济联军激烈交战。检校带方州刺史刘仁轨指挥唐军“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贼众大溃”。

　　龙朔白江口之战，给倭国水师和百济复国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被打痛的倭国切实感受了唐朝的威力，对外政策随之调整：（1）修复并密切日唐关系，遣唐使的派遣进入密集时期。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搭乘使节船西行，日本举国掀起全盘“唐化”的热潮。（2）大和朝廷停止推行数百年来对朝鲜半岛事务的介入政策，缩回日本列岛。668年唐罗联军平定高句丽，唐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下辖州府县，予以管理。669年，以小锦中河内鲸为正使的第七次遣唐使前来“贺平高丽”，告知倭国“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唐接受了其新国号“日本”，此后的中国历朝均在正史中列入“日本传”。

　　672～674年，唐罗之间为百济、高句丽旧地争端爆发战争。唐出于稳定东部与西北部局势的考虑，将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撤回辽东，唐罗关系恢复转而密切，新罗实现了“一统三韩”的目标。朝鲜半岛出现统一王权，形成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三大板块互联互动新局面的条件成熟。其后，大陆板块累经宋辽金、元明清诸朝更替，朝鲜半岛板块出现高丽、朝鲜两个长期王朝，日本列岛完成由武家政权取代京都朝廷的权力更替。各板块内部均出现短暂的分裂或对峙，但政权统一居多且漫长，并未影响各自作为支撑东亚国际格局的构成元素所发挥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大陆、半岛、列岛板块形成东亚三角框架，三边相互支撑，则大局总体稳定，东亚出现长期和平局面。

　　三大板块关系表现在国家关系层面，则为中朝日三国之间的三足鼎立框架。其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构成“铸足”的基本要素。诸要素各为国本所系，在奠定三国自存自立基础的同时，也敷设了三国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沟通渠道和媒介。在中朝日三国鼎立格局中，三国在综合国力的对比上并非对称，朝鲜半岛王权的一足偏弱。但在东亚地缘结构中，朝鲜半岛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和文化传播的桥梁作用重要，构成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中的有力的一足。在这里，国土面积和人口多寡对比的意义相对变小。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取决于三国三足鼎立架构的完整状态，失掉任何一足特别是高丽或朝鲜一足出现问题，势必导致整体框架的失衡，引起中日两国的迎头相撞，爆发战争。

　　（二）古代三足鼎立格局失衡导致东亚发生战争

　　在古代，由于朝鲜半岛发生异常状况，三国三足鼎立格局整体失衡并引发东亚战争的现象，经常呈现出某种规律性。以下两个事例，可为验证的依据。

　　事例之一：1258年，高丽君臣被迫降服蒙元，高丽第23代国王高宗王皞被迫“离岛出陆”，遣使奉表蒙古，表示“将万世以为期，馨一心而尽力”，向蒙古“效输忠之职”。1273年，蒙元剿灭退守济州岛的三别抄军，控制了高丽全境。同年，高丽世子王昛，作为忽必烈的驸马即位，称忠烈王，获赐“驸马高丽王”金印。此后的六代高丽王均迎娶蒙古公主为妻，皆称“忠”某王，生活起居迅速蒙古化，形成依附于元朝皇帝的“附马国体制”。高丽丧失构成三国三足鼎立一足的地位，战争接踵而至。1274年，忽必烈以济州岛为前进基地，首次东征日本，因遇风暴来袭失败。1280年，忽必烈将高丽改称“征东行省”（又称“日本行省”），调集舟师人马，1281年对日本发动规模更大的入侵作战，再因不期而至的大风暴摧毁船队而失败。日本躲过了蒙元铁蹄的践踏，但执政的镰仓幕府财尽兵疲，加速走向灭亡。

　　事例之二：万历朝鲜之役。1590年 11月，因国内武力统一的胜利进程冲昏头脑的丰臣秀吉误判海外形势，执意“假道伐明”，转移国内矛盾。丰臣在京都聚乐第会见朝鲜使节，表示要“假道伐明”。在致朝鲜国王宣祖李昖的信函中，丰臣宣称“欲假道贵国，直入大明国，使四百余州尽化吾朝之俗，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丰臣要求朝鲜带路，遭到拒绝。1591年9月，陆奥国降服，日本完成统一，丰臣随即下达了朝鲜征伐令。

　　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1月，在九州名护屋（今佐贺）设置为总指挥部“本营”，集结约14.8万人马和700艘战船，准备开战。4月，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等兵分三路，侵入朝鲜。除水军将领李舜臣尚能牵制作战外，朝鲜陆军一路败退。日军攻陷釜山、汉城、平壤，占领图们江边的会宁府、钟城。接连到来的胜利，强烈刺激了丰臣秀吉建立大帝国的野心。汉城陷落后，丰臣秀吉提出取代中国、重构东亚新秩序的构想：丰臣本人坐镇宁波，指挥征明战争；获胜后养子秀次出任监护中国的宰相“关白”，支配北京四周百余国领地；部将羽柴秀保或宇喜多秀家出任监护日本的宰相“关白”；两年内将天皇迎至北京，领有京郊十国；皇太子周仁亲王或皇弟智仁亲王留驻日本京都，出任天皇等。随后，兵临“天竺”印度，建立日本称霸的亚洲大帝国。

　　丰臣秀吉组建大帝国的狂想以失败告终，但两次侵朝战争造成局势的整体失衡，后果严重。史载：“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丰臣氏亡而战祸消弭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作为攻势力量，由丰臣秀吉将其发挥到极致，严重破坏了三国三足鼎立的格局。作为守势力量的明朝与朝鲜，为维护东亚和平局面，需要互为犄角，相互保护。实际上，明朝倾举国之力援救朝鲜，不仅是在尽国际义务，更重要的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恢复三国三足鼎立，维护东亚和平的格局。为此，三国均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甲午战争：万历朝鲜之役的近代版

　　甲午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朝鲜万历之役的近代版。如同丰臣秀吉兵侵朝鲜明朝不得不全力援助一样，300年后，明治政府武力逼迫朝鲜开埠的举动，也引起清朝政府的高度关注。1875年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炮击江华岛，朝鲜守军激烈抵抗。1876年1月，新任驻华公使森有礼到达北京。他致函总理衙门，谎称朝鲜无故炮击日本的火轮船，问责总理衙门。对此，总理衙门回复说：“中国之于朝鲜，固不强预其政事，不能不切望其安全。”

　　由于时代不同、三国政情国情的差异，两次大战的结果迥然不同。万历朝鲜之役结束后，托病避战的德川家康创立了江户幕府，对内元和偃武，对外实施锁国，东亚再现近300年的和平时期。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

　　19世纪70年代，世界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向帝国主义时代过渡，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等丛林法则依然畅行无阻。由于金融资本的高度垄断，帝国主义列强能够在更广大的范围，更彻底地推行上述原则，构成帝国主义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强权政治。东亚国家的兴衰沉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决策集团能否看清世界大势，把握时代特征，采取相应措施，由被动应付转为主动进取，成为丛林法则的受益者。晚清中国，由于文化传统、自我定位、国际理念、体制构成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注定决策层反应迟钝，疏于对时代特征的把握，并对强权政治规则格格不入，从而沦为这一规则的最大受害者。

　　日本则是另外一种状况。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规则，与武士阶级好勇斗狠、以强凌弱、热衷扩张的习性一拍即合。从幕末开港到明治维新，主要由武士构成的最高决策集团把握了强权政治的时代特征，制定了相应国策。幕府在开港后，避战缔约，保存实力并连续进行安政、文久、庆应年间的三次改革。幕府实行的对外开放方针，以及“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政策乃至总裁体制的政治改革，均对明治维新产生影响。明治建政后，以“与万国对峙”为最高国策目标，实施“政令归一”，建立中央集权体制，推行以“富国强兵”为中心的全方面改革，苦练内功，搭上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末班车，成为东亚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源自武士阶级传统的冲破岛国狭隘发展空间、用兵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精神冲动，在融入欧美列强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时代精神后，演化成以邻为壑、侵邻自肥的“脱亚入欧”理念，并最终上升为对外扩张的总方针“大陆政策”，通过甲午战争，首次大规模地付诸实践。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鼓吹“征韩”，意味着再次挑战三国三足鼎立格局；日本选择了与中朝两个“恶友”绝交的“脱亚入欧”方针并制定“大陆政策”，表明日本已同三国三足鼎立格局诀别而另起炉灶。日本在甲午战争的军事冒险中得手，中国被迫缔约、割地赔款，领土主权支离破碎。同时，日本介入朝鲜内战，扩充殖民权益。甲午战争过后，千百年间曾经发挥过维护东亚和平稳定作用的三国三足鼎立格局早已荡然无存，军国主义的日本成为扰乱东亚和平的战争策源地，东亚从此进入多事之秋。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继续以邻为壑，挑起日俄战争、吞并韩国，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继而，不断升级侵华战争，并最终发动太平洋战争，用现代化的军事手段建立日本称霸东亚的“新秩序”乃至“大东亚共荣圈”，荼毒东亚和东南亚。自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至1945年战败投降、殖民帝国崩溃，“大日本帝国”以武骤兴，也因武而败亡。历史的教训惨痛，但时至今日，却未必被某些人真正汲取。

　　（四）“帝国情结”给力日本右翼势力

　　战后初期，美国单独占领日本，按照以美国安全利益为底线的《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盟军总部在日本推行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改革，解散军国主义军事警察机构，组建东京国际法庭审判战犯，剥夺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肢解“大日本帝国”。通过修改宪法、解散财阀、农地改革、教育改革和工会立法，政党政治纳入正常轨道，建立了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度，妇女获得参政权，社会面貌变化明显。言论出版自由，意识形态多元化、和平民主思潮深入人心。经济立国、科技立国和文化立国等立国方针，引导日本走过60年余年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在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惊异中成为世界级经济大国。1952年日本恢复国家主权后，“大日本爱国党”等民间老牌右翼团体复活，在“爱国”的旗号下，制造事端，开着高音喇叭车招摇过市，宣传亲美、反共、反华的陈词滥调。

　　随着20世纪60年代日本作为经济大国重新崛起，眷恋、吹嘘战前“大日本帝国”诸种“业绩”的“帝国情结”在日本社会的某些角落死灰复燃。由于战后初期美国未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起用吉田茂、岸信介等帝国旧班底，留下了日本政界右翼势力卷土重来的人脉基础。靖国神社、游就馆、“八纮一宇”塔等物化的“帝国情结”，依旧散发着“大日本帝国”的“余晖”，显示昔日的“皇军战功赫赫”，为日本右翼势力孽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土壤。

　　世纪之交，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经济长期低迷不振所积累的各种矛盾并发。与急剧膨胀的新国家主义、新民族主义相呼应，群体焦灼不安的日本右翼势力团体从民间升级，迅速进入政界、经济界、学术界。右翼团体层出不穷，路数五花八门。从“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新编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到“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维新会”等，右翼政客团体先后登场，招摇过市。尽管登录在册的右翼团体的数量不过900余个，人数大约10余万，但是他们调门高、能量大，对舆论掌控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日本右翼势力无一不是“帝国情结”的痴迷者和热衷为“大日本帝国”招魂的狂热信徒。未从根本上得到纠正的“皇国史观”、“神国史观”遂借尸还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自由主义史观”等论调花样翻新，抨击所谓“自虐史观”、“东京审判史观”，鼓吹古代天皇的神话、民族优越感，重弹东条英机之类宣扬的“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等陈词滥调，增强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势头。

　　日本政界政党政治的风云变幻，致使自民党加快了右倾化的步伐。1993年8月自民党失掉了38年连续独掌的政权，一夜之间沦为在野党。三年后自民党翻盘，1996年1月，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再次出任首相。7月，桥本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取悦右翼势力。此后，自民党在迎合右翼势力的过程中，自身愈加右倾化并助长了整个政界的右倾化。2001年4月，以改革为号召的小泉纯一郎在桥本之后，一年一度参拜靖国神社，恶化了与中、韩等邻国的政治关系，赢得右翼势力的支持。2009年8月，自民党在经历了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一年一相”的三届短期内阁后再度失去政权。2012年12月，民主党大选失败，安倍晋三再度入主永田町。

　　2013年2月，安倍在施政方针演说中，公布了其内阁的执政目标为建立“强大日本”。为此，在内政方面，将重建东日本大地震灾区，实现经济增长，建立世界上最安全、最安定的国家；对外推行战略、价值观、主张国家利益等原则的外交，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发挥日美安保体制的遏制力量；渲染对日本的领土、领海、领空和主权的“挑衅不断”和安全环境更加严峻，强调自卫队以顽强的意志和忍耐力承担任务，“国家利益，万古不易”。在演说的结尾处，安倍仿佛不经意地提及修改宪法问题。在美国的支持下，安倍实行日元大幅度贬值的金融宽松政策，刺激出口，带动东京股票市场的股市暴涨，国民支持率攀升到70%以上。据此，安倍有恃无恐地追求其蓄谋已久的目标：修改宪法第九条，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触及战后日本60余年国家发展道路的底线，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对安倍内阁形成巨大压力。通过修改宪法解释来解禁集体自卫权，同样遭到民意的反对。7月，安倍在接受长崎国际电视台访谈时，首次表态欲修改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定位为军队。12月，安倍内阁提出变更宪法解释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试行草案。

　　2014年5月15日，安倍举行记者招待会，借口援助盟国行动，再次强调要变更宪法解释以行使集体自卫权。6月的舆论调查表明，57.7%的受访者表示反对，赞成者为29.6%。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也一度对安倍的做法表示慎重。尽管如此，在执意推行“亚太战略再平衡”的美国支持下，安倍坚持其既定方针。26日，公明党最终妥协，认可“有限度”地行使集体自卫权。7月1日，安倍晋三主持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以此为路标，战后日本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方针向“主动出击”转换。日本国家发展道路面临着新的历史拐点，此后的日本将扮演何种角色，已是世人关注的尖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