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博士后吴限、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谢明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5期发表《日本早期右翼溯源：发展路径与系谱建构》（全文约1.8万字）。

　　作者认为，成立于1881年的玄洋社并非学界公认的日本右翼团体系谱的源头，此前存在一个早期右翼的历史阶段。以福冈为中心，因明治维新改革而瓦解的旧封建武士阶层和没落的浪人集团构成了右翼诞生的阶级基础，而因“征韩论”失败下野的“外征派”与福冈不平士族的合流构成了右翼诞生的组织基础。“外征派”内部的“主战派”与“民权派”分别择取的武装叛乱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反政府道路，在右翼史的向度上，又为其预设了发展的路径，成为勃兴的重要契机，更为其在理念上与“西乡精神”的链接提供了可能。作为玄洋社前身的诸多组织在反政府的运动中得以建立的同时，也在事实上完成了早期右翼系谱的建构。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右翼是活跃在日本历史舞台上的一支重要政治势力，其思想与行动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内政和外交，而且对现实的中日关系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破坏作用。从战前充当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马前卒”和“吹鼓手”，到战后死灰复燃以至如今的肆意猖獗，日本右翼伴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与保守化的加剧，赢得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认同，在历史认识、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钓鱼岛等问题上的言行日益趋于危险性和极端化，明显表现出向军国主义回摆的迹象。

　　对于流衍百年、历经数代并正处于演进中的日本右翼，除了“关照当下”，探析其历史源头亦不可缺失。右翼的诸般特征在战前与战后的右翼身上都有所体现，可谓贯穿右翼史的始终。比如，战后染指钓鱼岛、独岛（日本称竹岛），鼓动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实现军事崛起的右翼势力，与战前热衷侵略中国、朝鲜的右翼明显存在思想上的某种关联。当下颇具影响力的“一水会”、“遗族会”、“再兴黑龙会”等右翼团体，为了统合右翼势力和扩大政治影响力，纷纷强调在组织系谱上传承玄洋社、黑龙会的历史正统性。前首相森喜朗公然宣称“日本是神国”、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对天皇“三呼万岁”等言行，都折射出被战前右翼奉为圭臬的“神国思想”和“尊皇思想”在当代日本某些政治家的身上得到了“顽固的继承”。

　　若从历史的宏观面审视，战前右翼与军部沆瀣一气，把向海外军事扩张作为实现日本近代化强国的唯一道路，同战后右翼与政府共谋，把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实现“军事崛起”作为日本复兴的重要出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可见，日本右翼隐没于现实表征下的诸般言行都不是随意或无序发生的，根本上是其自体演进历史选择的结果，是其“历史记忆”在当下的辐射和延伸。上述事实同样证明，日本右翼并没有因战前与战后的时间划定而区隔，相反，两者在组织系谱与思想理念上呈现强烈的承继性，可以说，“母体”与“子体”的“血缘”关系恰恰是其联系的本质。无需赘言，战后右翼绍承战前，那么战前右翼的系谱又起于何时？日本学界和中国学界通常认为其源头始于1881年2月成立于福冈的玄洋社。但是，笔者认为，在1881年玄洋社成立之前，存在一个早期右翼活动的历史阶段。即，玄洋社并不是日本右翼团体系谱的源头，其自身也由其他组织沿革而来。

　　（一）日本右翼的系谱构成

　　战前的日本右翼作为在野的政治势力，能够纵横明治、大正、昭和三代而不衰，又能始终对政局产生重要影响，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其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始终能够牢牢统合右翼势力并在组织上保证长久传续的系谱。日本右翼的系谱就是由众多右翼团体组织因循相互衍生关系而在时间序列上构成的集合。据统计，从1881年玄洋社的诞生到1939年大批法西斯右翼团体的建立，日本共有右翼团体1733个、成员182192人。虽然团体数量众多，但总体上战前右翼的系谱由“玄洋社黑龙会系”、“老壮会犹存社系”、“经纶学盟系”和“农本主义系”等“四大派系”构成，这四大派系也被认为是战前右翼运动史的四大支柱。

　　据统计，截至2009年，战后右翼势力团体共有900个左右，成员约30多万人。从数据看，团体和人员数量较之战前都有所减少，但需注意的是，这只是注册在籍的，很多潜在的和半官半民的右翼团体并未统计在内，而后者数量更为庞大。有学者认为，如果都加进去保守估计也有350多万人。就系谱而言，尽管战后右翼不遗余力地自我标榜传承战前的四大派系以彰显其历史性与正统性，但由于包括知识精英、市井之徒、军人和政客等在内的大量来自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的加入，战后右翼早已打破了组织上传统的封闭性，在系谱上很难梳理出类似“四大派系”式的系谱。尽管战后形成了所谓的“街喧右翼”、“行动右翼”、“西装右翼”、“潜在右翼”等名目繁多的右翼势力，但作为一个整体，仍然难掩其在系谱上驳杂混乱的尴尬局面。战后右翼缺失系谱传承的系统性恰恰反映出，随着日本政治保守化和右倾化的不断加剧，原有的系谱很难承载和包容迅猛发展的右翼势力，系谱混乱或者摆脱系谱的约束甚至趋向无系谱化就成为某种必然的趋势。

　　战前右翼虽在系谱上号称“四大派系”，但派系之间并非平行的关系，组织隶属关系上的非对等性和时空关系上的非共时性是其主要特征。具体言之，非对等性主要体现在“玄洋社黑龙会系”在四大派系中的领导地位上。可以说，右翼派系以玄洋社、黑龙会为核心所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组织架构，通过“近亲繁殖”构建起了特有的“金字塔式”的系谱结构，同时，这种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自身排他性、封闭性的集团性格。

　　非共时性，即构成“四大派系”的各派系团体成立时间不同。以时间为序，在右翼史的向度上，显然玄洋社是成立最早的右翼团体。正因为如此，玄洋社才被右翼誉为“日本国家主义团体的鼻祖”，之后成立的各色右翼团体无不以玄洋社为“母体”，并深受其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玄洋社尊崇天皇、热衷侵略扩张和崇尚暴力恐怖主义的理念被后世右翼团体所继承，甚至在其集团性格中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效应。就其中的暴力恐怖主义而言，1889年，玄洋社社员的来岛恒喜在霞关制造了自杀式爆炸袭击大隈重信的恐怖事件。该事件震动朝野，导致“修改条约案”戛然而止。头山满称该事件是“鄂天下者，莫如君之一击”。玄洋社借此名声大噪。来岛恒喜虽不是右翼的领导人物，但他的行为却具有象征意义，其恐怖主义行径被后世右翼团体所效仿，成为右翼团体的重要特征。如，1930年，爱国社社员佐乡屋留雄在东京火车站枪击滨口雄幸首相事；1932年，“血盟团”团员小沼正在东京文京区的小学校前枪杀井上准之助事件；而最恐怖的事件当属“血盟团”的井上日召于1932年策划的暗杀日本政财界重要人物的“一人一杀”恐怖活动。

　　战后，右翼在反工运、反赤化和抵制反安保等运动中不遗余力地诉诸暴力恐怖主义，尤其已蜕化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暴力右翼团体更是与黑恶势力勾结，通过暴力等极端行为谋取政治、经济利益。即便时隔百年之久，当今有影响力的右翼团体“一水会”仍在其官方网站主页上公然宣称要“继承来岛之精神”。而且，近年来裹挟着民粹主义和爱国主义，其实施暴力行为的对象大有指向外国的趋势。如2013年极右分子在靖国神社围攻德国记者事件，2004年极右翼团体“日本皇民党”点燃装满柴油的宣传车冲撞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事件等。可以说，无论是对内的反体制、镇压人民运动，还是对外反华、宣扬军国主义，右翼倾向暴力恐怖主义的“历史偏好”并未因时代和自身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依然作为日本右翼的典型集团性格和最具代表性的特征被继承了下来。

　　上述史实虽进一步表明了玄洋社与后世右翼团体在组织和思想理念上的传承关系，但仅局限于两者间关系的讨论并不能在更为广阔的历史中得出整个右翼系谱的源头始于玄洋社的结论，而下文论述的内容从史实上证明玄洋社在系谱上亦传承于日本早期右翼。

　　（二）早期右翼的勃兴

　　论及早期右翼的勃兴，时代背景因素与其自身发展需要无疑是两个重要的分析视角。明治时代赋予国家“开国进取”的历史使命，促使“内治派”与“外征派”围绕“征韩论”展开政治博弈。而作为博弈的一个结果，“外征派”的下野构成了早期右翼得以勃兴的重要历史契机；作为博弈的延续，“外征派”设定的反政府的斗争路线成为早期右翼发展自我和建构系谱的现实选择。

　　1. 早期右翼兴起的历史背景

　　明治初期，为了恢复因德川幕府倒台而中断的日朝关系，日本政府向朝鲜递交国书，要求恢复邦交，而朝鲜方面认为日方建交国书中含有“皇上”、“公”等种种不合礼数的称谓，有视朝鲜为属国之嫌，因而婉拒。日本对朝鲜的不合作大为恼火，放言“惩处朝鲜乃当务之急”的论调甚嚣尘上。“征韩论”的出现以及由此导致明治政府的分裂，成为早期右翼兴起的重要历史契机。在国家的根本发展战略上，政府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围绕着内治优先还是征韩为上，最终形成了以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人为代表的“内治派”和以西乡隆盛、江藤新平、板垣退助等人为代表的“外征派”。“内治派”掌控政局后，“外征派”愤而下野，连带着出身土佐、萨摩的文武官员也辞官返乡与政府分庭抗礼，统治阶级内部彻底分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内治优先还是征韩为上，实无本质区别，只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有所差异，更有学者指出“其论争的焦点无非是其扩张策略及时机选择上的差别而已”。

　　下野后的“外征派”根据其对明治政府的态度，又分成以板垣、后藤为代表的“民权派”和以西乡、江藤为首的“主战派”。民权派主张发动自由民权运动，通过议会斗争来革新政府，“主战派”则力主武力推翻。之所以分化成“民权派”与“主战派”，皆因“外征派”内部“文斗”与“武斗”两条截然不同的反政府斗争路线，而“外征派”的形成则缘于“征韩论”及其失败的结局。右翼也自认，“‘征韩论’实在是导致政府分裂，佐贺、鹿儿岛之乱以及江藤新平、西乡隆盛殒命的祸根，更是福冈草莽兴兵、大久保被杀以及民权论、民选议院开设运动勃发的内在诱因”。

　　“外征派”下野后导致了政府的分裂，其直接后果是打破了武士阶级稳定、均衡的政治态势。当时，因明治维新改革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经济上日益贫困化的大批没落武士和浪人集团极力赞同“征韩论”，意图通过征伐朝鲜以改变自身不利的政治地位，尤其以武部小四郎、头山满、平冈浩太郎为代表的福冈不平士族更是确立了欲征朝鲜先要打倒岩仓和大久保的“清君侧”方针。

　　福冈不平士族与“外征派”由于征韩政治理念的趋同而合流，并最终催生出了近代日本早期右翼——以福冈为中心，包括“武部小四郎、越智彦四郎、头山满、平冈浩太郎、近藤喜平太、箱田六辅等一批号称‘青年志士’的人成为骨干分子”。这批人作为右翼的元老成为构建早期右翼系谱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力量，对后世右翼团体影响亦十分深远。

　　除此之外，“外征派”内部的“武斗”与“文斗”两条不同的斗争策略，事实上也为早期右翼运动的展开预设了发展路径——促成其反明治政府的武装叛乱与投机自由民权运动两个阶段的达成，也促使其组织系谱在运动中得以建构。

　　2．早期右翼运动的展开

　　虽然“外征派”内部存在两条斗争路线，但是早期右翼并未在选择“武斗”还是“文斗”的路线上“摇摆不定”，一开始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参加武装叛乱。1874年，江藤新平在佐贺发动叛乱。1876年，箱田、头山又派兵支援前原一诚在山口县发动的“荻之乱”。翌年，随着“西南战争”的爆发，右翼的武装叛乱运动也达到高潮。为支援西乡，武部、越智集结近千人发动武装叛乱（史称“福冈之变”）。叛乱被镇压后，主犯武部、越智等五人被处死，死伤者达百余人。头山、近藤等人由于事变之前即已被捕，故而躲过此劫。正是历史的这次“偶然”，为右翼的再度勃兴保存了力量。被特赦返回福冈的头山着手重组右翼势力并向自由民权运动靠拢。

　　早在参与武装叛乱时期，越智和武部就已尝试与“民权派”接触。1875年2月，加入了板垣创立的“立志社”。为了更加深入地学习民权理论，以越智、武部、箱田、头山为核心的“矫志社”、“强忍社”、“坚志社”等政治结社在福冈建立。

　　1879年，头山、箱田等人关闭“开垦社”，建立“向阳义塾”。为了“讲习实学、宣讲自由民权学说，兼论政治时局之用”，又另设“向阳社”，箱田出任社长。“向阳社”即“玄洋社”的前身。向阳社成立后，为了“宣扬民权思想兼顾开设国会请愿运动”，头山奔赴鹿儿岛出席大阪民权派的“爱国社”大会，并依据爱国社大会的决议，到各地组织集会、宣传民权思想，“向阳社一时成了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基地”。“向阳社”参与自由民权运动的做法，短时间内使其政治影响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得到提升，这为日后玄洋社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81年2月，玄洋社在福冈成立，并确立“敬戴皇室、热爱日本、固守人民之权利”的宗旨。玄洋社扩张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越过玄海滩，雄飞朝鲜”。平冈浩太郎出任第一任社长，其他主要社员有头山满、箱田六辅、近藤喜平太、来岛恒喜、内田良平、大原义刚、月成勋等人。显然，这些人也是之前“矫志社”、“强忍社”、“坚志社”以及“开垦社”的主要成员，从人员的构成上也间接证明了上述组织间的直系传承关系。

　　综上所述，在组织上，玄洋社大抵经历了前期的“矫志社”、“强忍社”、“坚志社”、“开垦社”以及“向阳社”的组织沿革。上述结社组织虽然社名各异，但其宗旨、主义、功能一脉相承，构成了玄洋社事实上的前身组织。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以头山为代表的早期右翼与自由民权运动的“蜜月期”。右翼之所以转向，除了自身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之外，根本原因在于自由民权运动附着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及所暗含的国权主义性格迎合了右翼的政治诉求。

　　（三）思想、阶级与组织基础及外部性条件共同作用，构成日本右翼发展的关键

　　早期右翼发展路径与系谱建构的过程也清楚地表明：思想基础、阶级基础（身份来源）、组织基础与外部性条件（历史契机）等内外力的共同作用，是日本右翼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关键。

　　日本传统文化中内蕴的神国观念、尊皇思想和种族优秀论构成了右翼最核心的思想理念，并指导了其对外侵略扩张的行动，同时也是其区别于他者的重要标志。应该说，这些本为民俗学意义上的神话传说普遍存在于众多民族的创世说中，但是日本却将其恣意杜撰、穿凿附会以为正史，并作为国家正统历史观和权利合法性的来源。日本这种将神话历史化、天皇神性化、国家神国化的“历史情结”，虽然在统合国民精神和推动日本近代化行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也应该看到，这种“情结”一旦跃出其合理的边界就会成为极端危险的思想。后来的史实就充分印证了“神国观念极端膨胀后，被利用进行对外侵略扩张，日本自然就发展到帝国主义”。

　　早期右翼的直接身份和主要人员构成来源于瓦解的旧封建武士阶层和没落的浪人集团，以及在明治维新后失势的不平士族势力。也正因如此，右翼不免带有武士狂放不羁、尚武好斗、残忍暴力的性格特征。即便现代的日本武士阶级早已尘封于历史，但右翼势力的某些行事风格和做派依稀犹见武士的“遗风”。

　　组织基础自不待言，“矫志社”、“强忍社”、“坚志社”、“向阳社”及玄洋社皆为早期右翼的重要团体，除了本文所证明的直系传承的关系外，作为系谱传承链条上重要的组织也为后代右翼势力的壮大和传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至于战后众多右翼团体都要“认祖归宗”而无法割断其间的“血脉联系”。

　　对于主要依循“外部刺激—内部反应”模式嬗递的日本右翼而言，包含国家战略调整、国内与国际局势变化等在内所谓的外部性条件绝非归为历史背景因素那样简单。这些要素通常作为重要的“外部刺激”成为激发、推动右翼演进的关键力量。从“征韩论”的兴废导致明治政府分裂，进而促成不平士族向早期右翼转化，再到右翼参与士族叛乱和自由民权运动，直至奉行大陆政策与军部合流转向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外部性条件相互联动始终规制着战前右翼的演进轨迹。同样，这种规制的效用对战后右翼依然有效。战后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GHQ）取缔日本超国家主义团体、冷战爆发后美国扶植日本成为反共“防波堤”、经济高速增长后意欲完成“战后政治总决算”与“正常国家化”、冷战结束与泡沫经济崩溃后意欲通过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实现“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等日益趋向保守化与右倾化的政治生态，为右翼发展提供重要推力。

　　从早期右翼的勃兴、蜕变到战后右翼的发展，整个历史过程凸显了日本右翼是内外矛盾压力下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右翼“应运而生、应势而动”的特性决定了，如果抽掉甚或无视外部性条件的重要作用，之于历史，将无法解释其发展、演进的路径，之于未来，将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研判。

　　正是得益于“外部刺激”与“内部反应”的双重作用，早期右翼借“征韩论”的契机，沿着“武斗”与“文斗”的发展路径演进，完成了其右翼身份的根本转化与系谱建构而迅速勃兴起来。尔后吸纳“西乡精神”并在大陆政策的影响下牢固确立尊皇和扩张理念的右翼势力，向“高举大亚细亚主义旗帜，极力促成中日和日俄之战端、日韩之合并”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方向狂奔，蜕变为服膺天皇和军部的鹰犬而最终坠入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