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4期发表《对日“两分法”过时了吗？——历史沿革、内涵变迁及其与时俱进之探讨》（全文约2.8万字）。

　　朱建荣在文章中认为，对日“两分法”源于“统一战线”策略，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定型的广义“两分法”在内涵、目的、运用方法上与之前有明显区别。广义“两分法”的形成，受到抗战胜利以后与“昨天的敌人”之间交往的实际体验、二战后国际社会处理战败国问题的新思维、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比较以及对于未来中日关系和亚洲格局的思考等因素的影响，成为决策处理日本战俘问题、放弃对日赔款索求，以及在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达成默契的主要依据。它吸收了国际社会的新潮流，又体现出中国外交的境界和特色，还包含着基于自尊、自信和哲学文化道义基础的软实力因素，因而其主流是21世纪的中国外交应该继承和坚持的。但对日“两分法”在迄今的运用过程中又呈现出多次摇摆、未能真正关注“大多数”等问题，尤其是面对当今中日关系的新情况未能及时应对，与现实出现脱节。对“两分法”应该首先予以正面评价，同时又要与时俱进，面对现实问题给出新的答案并对今后的对日外交提供指导，还应从中得出对于新时期整个中国外交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启示。

　　朱建荣指出，“两分法”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辩证法或者说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述，对日“两分法”则是抗日战争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用于对日分析和制定对日政策的基本方法和主要依据之一。其中心内容是，区分“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大多数”日本人民，日文亦称之为“二分论”或“区别论”。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中日之间国家关系层面的矛盾冲突上升，日本国内右倾保守势力甚嚣尘上，面对日本政治社会和中日关系的新变化，中国国内质疑乃至否定对日“两分法”的声音明显增大。面对中日关系剧变，有必要对“两分法”重新做一次全面完整的历史考察，通过对它在中日关系史上所起作用进行重新梳理，希望唤起关于对日政策乃至对外战略思想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文章拟以中国领导人的相关论述和外交史料为研究素材，经过梳理论证试图得出以下结论:对日“两分法”在历史上对处理中日之间的各种复杂问题是有效的，并没有过时，在日本国内乃至世界上直至今日仍有重要影响。

“两分法”在21世纪如何与时俱进

　　对日“两分法”迄今对处理中日之间的各种复杂问题是有效的，应予以正面评价。试想，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不采用对日“两分法”，而坚持要所有日本国民都首先承担战争责任并彻底反省，然后才与之发展关系，将会怎样? 二战后日本长期在美国的占领和控制之下，中国要迫使日本全国上下都深刻反省，“重新做人”，实际上办不到。在当时的冷战条件下，那样做只能是割裂两国人民的感情，为渊驱鱼，把更多的日本人驱赶到美国主导的对华包围圈那边去。战后日本社会在追究战犯责任、反省历史等问题上，由于种种原因确实留下不少遗憾，但在和平宪法、东京审判等制约下，在大多数国民的努力下，战后日本还是走上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时至今日，再去否定“两分法”，让日本国民“总忏悔”，既不现实，也只能白白丢失掉中方在日本长期积累下来的朋友、团体等各种资源。

　　尽管如此，对日“两分法”本身在迄今的实践中也显现出一些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

　　1.本应属于指导实践的总方针，却受到两国政治外交关系波动的过多牵连而在实际运用中多次发生摇摆。这种摇摆和运动式的运用，容易给对方乃至第三者以中国“打历史牌”即利用历史等问题来应对现实外交的印象，从而使得“两分法”本身的分量相对减轻，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策略、一种工具，难以被相信是中国对日政策的一种基本观点和立场。

　　2.关于对日“两分法”的源头、结构，以及是策略还是对日基本观的界定等问题迄今没有真正做过探讨和区分、定位。过去是毛泽东、周恩来统管外交，民间无法表达疑义，至今国内召开毛、周思想研讨会、出论文集，也大都是诠释、归纳，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探讨亟待深入，这也势必对新时期如何扬长补短、与时俱进地定义、运用“两分法”限制了视野和想象力，并增加了难度。

　　3.对“两分法”与战后国际社会的潮流以及蒋介石的实践之间的关系研究了解得不够。中国国内和学界谈对日“两分法”，主要着眼于国内历史沿革，但对它与二战后国际社会的新思维、新潮流之间的关系很少论及，对于东京审判，中国借鉴了其成果，但对其理念很少涉及。不少论文过多地强调了新中国的对日“两分法”与美国麦克阿瑟占领军战后实施的对日两分法、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宣示是如何不同，时至今日，是否应该换一个角度，不是过多看其不同，而是更多观察一下它们之间深层次的相似性和共同性及其对中国形成广义“两分法”的影响?

　　4.对于争取“广大人民”的实践工作做得不够。周恩来时代，对日本社会各阶层所做的日积月累的友好工作富有成效，一位日本学者分析称，1972年以前“台湾以拉拢政界人士为重点，大陆则是以积累方式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文化、经济、贸易领域中”，“更重视民间舆论的导向”，这成为大陆方面赢  得人心的关键。可是1972年以后颠倒了过来，“这种转变使台湾在日本民间的影响力得以提高”，这一变化的背景是否与狭义“两分法”的思维方式有关?关系不好时用来打击“一小撮”，关系好时也是眼睛只盯着上层（当权派、财界、大企业等）而忽视了“大多数”。现在在日本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人绝大多数是老年人，青少年参与的很少，而据日本的舆论调查，对中国不满、抱有偏见甚至敌对情绪的人当中以年轻人的比例最高。在批判日本社会“向右转”时，中方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也需要改变。

　　但瑕不掩瑜，对日“两分法”在实践中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亮点、一笔财富，日本社会也对其取舍走向十分在意，一定程度上把它看作中国继承还是完全脱离毛、周时代以来的对日观、对日政策的一个风向标。

　　站在21世纪新的高度重新审视对日战略，笔者认为，既要肯定对日“两分法”在60年来对日关系史上的有效性，也要反思其在实践过程中反映出来  的问题，更要站在新的高点去与时俱进地发展“两分法”，提出能管用、持续几十年的对日基本政策（比如与中国预定在2050年之前实现的“三步走”战略挂钩），并将其精髓融汇、放大到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理念、哲学中去。笔者  提出四点建议，以抛砖引玉。

　　（一）重新梳理、定位狭义和广义“两分法”，根据时代变化，把重心移到重视“大多数”上来

注重斗争的狭义“两分法”难以简单地说放弃，但应该明确它的战术策略性质，主要用于关系日本根本走向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有时候仍有必要用来说服日本广大国民去反对什么、警惕什么，以孤立“一小撮”，防止“一小撮”欺骗、绑架“大多数”（民意）来同中国抗衡、敌对。不过，在新时期的对日外交中，其运用范围应该限定在几个特定事项上，诸如包括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反对复活军国主义等，不应该任意扩大其涉及领域和范围。鉴于其运用主体是政府，对象也是对方的政府（或其中的“一小撮”），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矛头扩大到日本广大国民身上。

　　与此同时，要明确把对日“两分法”的立足点真正移到重视“大多数”上来。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要特征，这一基本判断是“文革”后中国果断地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和实施直至2050年的“三步走”大战略的前提。这一时代格局下，应该让人民真正理解中日关系只有和平共处这一种选择。对于“中日必有一战”之说应该予以明确否定。当然，要防止擦枪走火，要管控分歧，但讲命运论似的“必有一战”，是无视时代大趋势和中日关系现实的误导。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是唯一既有力量也有明确  战略来遏制中国的国家，还是应该把日本视为中国安定周边、团结亚洲、防止被美国利用的争取对象，对其广大人民更应该拉过来而不是推过去。

　　近现代史专家杨奎松对于统一战线政策做剖析后认为:“中共历史上既统又战的政策摇摆，反映出深受根深蒂固的阶级斗争思维的影响，而1978年以来统一战线的成功，与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密不可分。争取到社会大众的拥护，是执政党取得合法性的关键所在。”既然统一战线政策可以摆脱阶级斗争思维，把重心由策略移到战略上来，那么对日工作重点为什么不能明确地移到国民层次的团结友好上来呢?应该理直气壮并持之以恒地坚持广义“两分法”，把对日关系重点放在两国人民的团结友好、相互认知、相互尊重上，正视日本社会的“大多数”在新形势下的对华心理并予以回应，这样做才更适合崛起的中国以德服人、引领亚洲的外交战略的内在需要。

　　（二）在新时期运用对日“两分法”应有所创新

　　1.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根据对日“两分法”而身体力行的各项表述与实践，应该以日本国民乃至世界各国都能理解的形式，结合战后世界潮流重新作一归纳总结和宣示。知其来之不易又卓有远见，才会让那些不了解20世纪50年代至70、80年代中日关系史的一般民众和青少年对此产生敬意并倍加珍惜。超越时空、今天仍然发出智慧之光的历史积累，包括求同存异的思想，“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平衡，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1972年以来中日双方达成的四个重要政治文件，等等。应该珍惜和坚持。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在中日关系的各个重要节点，曾多次把复杂的政策主张深入浅出地归纳为几项原则，如“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以及日方称为“周恩来四原则”的政策宣示等。日本资深记者古川万太郎认为，“这种出色的外交手法使人切身感受到拥有5000年历史传统国家的‘政治智慧'”，“在日中关系的发展上，始终是中国主动”。今天是否也可以归纳出新时代的对日若干原则，让两国人民都能对中国有持续性的原则政策知晓明了，真正使“两分法”思想化为实践中的利器和行动的准则。

　　2.坚持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关于“中日两国都是伟大的民族”的观点，多谈一些历史上的互相帮助、正面互动之处，多添加正能量。

　　日本近代以来为了“脱亚入欧”，故意贬低中国，避而不谈两千年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全方位影响，这些被抹杀、被故意遗忘的历史细节应该重新展示出来，让日本青少年都能了解。中国也应该实事求是地介绍日本近代以来帮助过中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多有影响的事实（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这方面  讲得很多）。日本勿忘中国放弃赔款的胸怀和期待，中国也高度评价日本从政  府到民间在改革开放时期对华经济技术援助的诚意和实效。

　　3.即使政府间发生严重对立乃至外交对抗时，仍然要坚持不放弃、不妨碍与日本社会“大多数”之间的和平友好与交流往来，避免地方、经济界、文化领域等的正常交流受影响，更不能把对方国民（及其国民性等）也列为批判、嘲笑的对象，要避免和防止把两国政府间摩擦演变成两个民族、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对立。

　　4.在两国关系上发生诸如钓鱼岛争端这样涉及的尖锐对立时，也应在政府间博弈的同时，让日本社会的“大多数”明白并相信：中方有自己的原则立场又始终重视协商解决，吵架的目的不是为了胜负而是为了达成新的共识、重建平衡;中国不会首先使用武力，希望与日方共同商讨防止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希望个别问题影响中日友好大局。要让两国民众都明白一个道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发生问题最终还是要寻求互谅互让的解决，要搞双赢而不是零和游戏，求得一时压倒对方，只会在更长时间内遭受反弹，冤冤相报无尽时。

　　5.习近平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这些基本方针和新的理念，当然同样适用于日本。

　　习近平还在2014年3月访欧期间强调了人类共同利益和地球共同体的观念，对于日本是否也应该多讲共同利益、共同发展和对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共同责任，是否还应该提出构筑立足于东方文明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亚洲  梦”。

　　（三）缘起于反对侵略战争的“两分法”在21世纪也不可能回避历史问题，但要有新思路、新办法

　　1.今天谈历史问题不要过多从“受害者”的角度，而应该从战后国际秩序、国际共识的角度去谈。中国已经是世界公认的大国，中日两国国内产值对比已经逆转，现在还强调是“受害者”较难获得世界各国和日本大多数民众的理解和认同，应该更明确地把中国有关历史问题的主张与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一致性，和体现在东京审判、日本和平宪法、《旧金山和约》、《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的基本精神和原则说明清楚。对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慰安妇问题、化武处理、强制劳工的民间赔偿等），应该忠告和敦促日方从政府到相关企业尽快妥善解决，因为这既是让受害者本人及遗族愈合心灵创伤的必要，也是基于国际社会的新潮流，但不一定都要采用法院起诉强制执行的方式，可以参考德国的一些有关各方都容易接受的办法。

　　2.对于南京大屠杀和靖国神社等关键问题的说法，也要立足法理，说清各国容易认同的道理。南京大屠杀的死者人数，日本有人质疑“不可能有30万”，中方应该明确说明，屠杀30万是经东京盟军最高司令部认可而举行的南京军事  法庭1947年底发布的判决书认定的数字（东京审判判决书认定的数字是“不下于20万人”），而《旧金山和约》第4章第11条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日本是在该条约上签了字才得以重返国际社会的。日本可以抱怨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不公，但必须接受判决。当然，学者层次可以双方合作做进一步仔细调查，重要的是让日本社会汲取那场侵略战争的教训，然后团结广大日本国民来共建和平。

　　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也应该把中国为何反对的道理不厌其烦地对日本社会讲清楚，让两国人民都能知道“两分法”、放弃索取赔款和反对参拜甲级战犯的因果关系，从而在反对日本政府领导人“祭鬼”时更加理直气壮。大多数日本人只要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还是能够接受中方说法并去反对右翼领导人的一意孤行的。

　　3.对日本青少年，应该从寻求“最大公约数”做起。在21世纪的今日，要求所有日本年轻人都重学一遍近现代史、先记住他们国家和祖辈对中国等国犯下的罪行然后再与之交往并不现实。应从建立最低限度的共识做起，即相约共同维护和平、防止二战那样的惨剧重演，先就这些内容与日本社会的大多数民众寻求“最大公约数”，同时也倡议建立一起保护地球、帮助弱者等共同意识。还应该让大多数日本人理解并相信中国是和平国家，不会侵略日本。先寻找共同点、交朋友，只要相互之间成了朋友，对方就会主动去了解中日关系史和中国人如何看日本，这时他们不带有色眼镜地去看历史问题，才会真正触动内心，还能真正理解中国人的胸襟和中方对未来和平友好的期待，这要比让他们口头认错但“口服心不服”好得多。

　　4.超越历史问题需要有“出口论”的长远眼光，还要有过程中的“管控”等共同努力。“出口论”是指通过发展各层次、各方面友好关系，形成利益、命运共同体和地区共同体，在未来友好关系大大增强的“出口”处最终超越历史恩怨。不要期待再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或让领导人作个表态来一蹴而就地解决问题，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在再次出现问题时也遇乱不惊，同时又能掌控局面，把握逐渐超越历史问题的大方向和主动权。今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需要建立一个管控历史问题的共识和机制。

　　目前“历史问题”凸显为政治问题，不少人会怀疑这种共同努力的可能性和实效性，但笔者根据自己长期居住日本所做的观察认为，日本广大国民实际上都知道那场侵略战争既伤害了别人，自己也深受其害，因而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出兵海外的人现在依然占大多数。如前所析，目前的状况因各种因素交汇而发生，如果中日综合国力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新的魅力逐渐定型，情况就会发生大的变化。“两分法”对现状仍然适用，而通过与日本社会“大多数”的共同努力，将有利于更快打开局面。

　　（四）应该认识并高度评价对日“两分法”的真正价值在于其“道义”的力量，在21世纪中国尤其需要把这种无形的价值融汇到外交理念中去

　　日本学者毛里和子称“两分法”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准则”，认为是“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意欲建构的‘新中国道德外交’的典型”。

　　笔者认为，“两分法”和“以德报怨”，是在体现一种大国风范、宽广胸怀、仁义之心和“面向未来”，是在占据精神、哲学上的高度，在构筑一种“软实力”。中国在经济落后时已经能用这种“道义”的力量和软实力来获得尊敬并以此弥补硬实力之不足，今日的中国外交是否更需要这种附着在硬实力之上并使之事半功倍的看不见的力量?现在世界上有人攻击中国外交靠财大气粗，并以势压人，这些说法来自于无知和偏见，但崛起的中国自身的确需要不仅讲利益而且讲哲学，不仅为自己而且为他人为世界，不仅讲爱国主义而且讲国际主义。

　　中国是否还应该把“两分法”内含的精神演绎成当今国际社会比较能理解和接受的普遍概念，如正义性（坚信自己代表世界正义的一面，能够得到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认同，邪恶总是少数而且终将被战胜）、道义性（源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仁义、宽容、责任感），还有恒久性（相信时间在自己一边，有长远目标，并能以不变应万变）。在对外政策上，加入更多“道义”的因素，推出一种让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放心、信服、敬佩的外交理念。这应该是毛泽东、周恩来当年苦口婆心谈“两分法”而对国人的长远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