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陆伟、同学院硕士研究生李雨娟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4期发表《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研究》（全文约3.2万字）。

陆伟、李雨娟认为，对将日本视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盟友的美国来说，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对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美国相对实力下降、让盟友承担更多责任来应对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日本的安全角色显得尤为关键。基于为本国亚太联盟转型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这一现实需要，美国学者围绕“日本是否决定或最终能否彻底摆脱吉田主义走上自主防卫的道路”的主题展开了较为充分的讨论。

一、 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性质

国际社会对一国安全政策调整做出积极抑或消极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对其性质的判断。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在安保领域采取一系列动作的意义及其实质，自然成为美国学者关注的焦点，由此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并产生了不同的认识。

围绕日本安全政策调整的性质，大致形成了渐变和质变两种对立的观点。渐变论者认为，日本安全政策的改变是基于国防需要所采取的渐进步骤，应该被理解为和平主义范围内的自然调整；质变论者则认为当前日本的安全政策与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

持渐变论的学者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种分析视角。首先是基于日本的国防开支、军事建设程度、自卫队法律地位等方面的具体指标，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修改进行评估。兰德公司杰弗里·霍恩博士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日裔教授麦克·望月在《日本：仍然是美国的特殊盟友》一文中，具体评估了日本在国防政策领域的四项重要指标（包括使用武力、国家立法机关在军事部署决策中的作用、武力投射能力和武器出口），并在此基础上与美国的七个中等民主国家的盟友做对比。他们的结论是，日本的军事力量与这些国家相比较，仍然受到了更严格的限制。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助理教授黎雅澹也是渐变论观点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安倍执政期间的许多改革都是建立在之前（政策）长期演变发展的基础上，且得到了保守派自民党内温和派的支持。达特茅斯学院副教授詹妮弗·林德则进一步就日本“集体自卫”行动发表观点，称“日本最近的‘集体自卫’行动确实具有历史意义，但并不是对先前战略的戏剧性放弃”。

其次，日本安全政策对美日同盟的积极影响，是支撑大多数美国学者持渐变论的另外一个重要视角。学者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安倍政府的安全政策不仅没有违背美日同盟的初衷，而且为同盟下一阶段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杰弗里·霍恩认为安倍政府目前所倡导的安保政策改革也将作为两国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重要前提，其目的是能够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中与美方展开更紧密的合作。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副主任斯科特·哈罗德也将日本近年来采取措施加强防卫能力的行为，视作其追求成为美国更有价值的伙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迈克·格林对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进行了持续的追踪。他得出的总体印象是，安倍的国家安全议程总体上没有偏离日本政府在冷战后确立的轨道，因此它所代表的连续性远远大于变化性。

总之，从对美日同盟产生影响的视角出发，美国学者密切关注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也看到了这种变化对东亚安全秩序造成的影响，但这种声音尚且微弱，更多的学者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甚至对日本强化安全战略抱有期待。导致这一状况出现的原因，有受到“民主和平论”“势力均衡论”等传统思维逻辑的支配，但更主要的是基于维护美国亚太霸权秩序的考量。由此，便妨碍了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做出客观、理性的分析。

二、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动因

在辨识日本安全政策变化性质的基础上，美国学者又进一步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对其背后动因的探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历史演进论、角色认知论、地缘威胁论以及美国因素论四种解释路径。

（一）历史演进论

历史演进论认为当前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是自然演化的过程，是二战以来不断累积的结果。黎雅澹就认为自“9·11”事件之后日本就开始实施大量与安全相关的法制改革，旨在加强其自身应对危机的能力，而这些努力都为安倍自2012年以来实施的安全政策改革奠定了基础。

历史演进论的观点是将安倍政府的安全政策取向置于战后日本安全政策演变的进程中去考察，其出发点在于淡化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转型的战略性质，并为安倍的安全政策改革寻找合理化的辩解。但也反过来提示了人们，摆脱和平宪法对安全政策的限制是日本政府长期追求的目标，日本经过处心积虑的谋划，如今正处于转型的临界点。

（二）角色认知论

角色认知论强调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是基于自身对角色认知的变化，即为了更好地与要扮演的国际角色相适应。角色与身份密切相关，是对身份内在规范性要求所做出的回应。在综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安全身份”的概念，被康奈尔大学小卡朋特国际关系教授彼得·J.卡赞斯坦、迈克·格林等美国知名学者视为解释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核心变量。最初运用这一概念的是华盛顿学院副教授欧阳安，在他2008年出版的《日本正常化》一书中，认为“日本的安全身份是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内在驱动力”。 里士满大学教授杰弗里·莱格罗则从“正常化国家”这一角色认知的视角，分析了安倍政府安全政策改革的曲折性。他认为，在身份转变过程中，“社会期望”与物质世界实际发生事情相脱节，造成了大众潜意识的反对。

美国学者认为，日本对自我角色的认知，除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正常化国家”的历史界定外，还存在一种“地区大国”乃至“世界大国”的当代认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认为海湾战争期间日本的表现损害了其作为全球领先大国的形象，才构成了日本安全领域军事化改革的重要原因。黎雅澹也指出日本政府出台的诸多安保法案，传递了日本自视为“世界大国”的角色认知信号以及承担相应国际责任和提升与之匹配的军事能力的诉求。

角色认知由于结合了结构和单元两个层次，对分析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动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仍需要进一步考察日本的自我身份认知和角色定位是否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认真评估它对地区安全秩序造成的影响。

（三）地缘威胁论

美国学者分析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动因时，绝大多数采用地缘威胁论视角。这一视角强调结构压力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决定性影响，并把中国和朝鲜视为最主要的因素。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萨伊斯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肯特·考尔德早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酝酿中的中日之争》中就预示了东北亚“成熟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趋势，他将中日两国类比为一战之前的英德，认为中日争夺地区领导地位的竞赛，正是在制造新的安全困境。

在分析中国地缘威胁感知时，美国学者也广泛关注了日本国内的反应，尤其是公众的意见对政策走向的影响力。外交关系委员会日本研究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在《亲密的竞争对手：日本国内政治和崛起的中国》一书中，考察了日本国内公众舆论在日本安全政策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2005—2013年是日本整体上对中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怀疑和消极的关键时期。除了中国因素外，来自朝鲜的核威胁也被美国学者视为日本地缘安全压力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他们断言，未来若朝鲜变得越来越具有挑衅性，日本的安全政策无疑会采取更积极的态势。

地缘威胁论从结构压力的视角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转变做出了解释。然而，威胁本身就是主客观兼容的概念。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崛起何以在日本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以至于出现“威胁通胀”？不弄清日本制造“中国威胁”论背后的动机，有失公允，难免有为日本军事扩张辩护之嫌。

（四）美国因素论

美国因素论是基于美日同盟框架中实力的不对称性，强调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离不开美国因素的推动。彼得·J. 卡赞斯坦在其晚近作品《东亚大局势：日本的角色与东亚走势》中尤其关注日本“试图用和日本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上变得日益密切的亚洲作为其同美国的重要联系的补充”的现象在近年来凸显出来，并将它归咎于日本“作为美日两国安保条约中地位较低的伙伴”，呼吁“应把美国对军事安全上的关注和一个更全面的日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联系起来”，以适应日本在一个变化的区域环境下调整其安全政策的需要。   

美国因素无疑是日本安全政策改革无法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美国学者在以下两方面达成了共识：一方面，美国因素使日本产生更严重的安全焦虑，从而不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另一方面，美日之间的特殊关系促使日本去发展自身军事实力，以期在同盟安全问题上发挥实质性作用。除此之外，美国总统的个人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三、日本安全政策的未来走向和政策建议

美国有关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讨论，无论采取何种立场和理论视角，也无论得出何种结论，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形成相应的政策建议。随着日本加快“去和平宪法”和军事能力建设的步伐，美国一方面希望日本更多地承担联盟的责任，更好地发挥制衡中国崛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担忧引发东亚的军备竞赛，被卷入中日战略对抗之中。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激发了美国学者的深入思考，进而形成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支持日本强化安全防卫的自主性

在是否支持日本增强安全防卫的自主性上，可以分成谨慎和激进两派。谨慎派主张有条件支持，即要求掌握好改革适度原则，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前提下，逐步实现自主防卫能力的加强等。与此相比，支持日本进行大胆激进的安保改革的言论占绝大多数。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8年“亚洲战略计划”政策备忘录《加强美日同盟威慑》中明确表示，美国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鼓励日本发展反击能力。美国外交关系学会亚洲政策专家玛塔·罗斯也是主张支持日本强化其安全防卫自主性的学者之一。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亚伦·弗里德伯格同样关注美国对华问题中同盟国家所起的作用。在他看来，日本作为美国东亚同盟中最重要的环节，支持日本发展安全防卫力量便是美国对盟友表达诚意的关键动作。

（二）谨慎管理同盟关系，防止卷入中日对抗

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无论日本的安全政策如何变化发展，美日同盟都将是日本安全保障的最重要支柱，但同时，也要对同盟进行有效管理，尽可能回避或减少日本安保改革带来的风险。

谨慎管理美日同盟的理由，是基于对美国因日本安保改革而可能“被牵连”的担忧。质变论的代表克里斯托弗·休斯对日本安保政策改革可能引发的后果不乐观，指出，“安倍主义”下的安保改革战略可能加剧日本与朝鲜和中国之间存在的安全困境，从而将美国拉入东亚地区冲突的泥沼。针对上述战略困境，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荣誉教授杰拉尔德·柯蒂斯提出了解决之道。他主要是从美国身上来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直言美国想要摆脱战略困境，关键还是自身如何作为，最重要的是在适度鼓励日本加强自身防御能力建设的同时，确保美国战略承诺的可信度。

防止日本对美日同盟产生“离心”倾向，是主张谨慎管理联盟的另一大理由。福特国际政治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萨缪尔斯等学者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已经开始使自己的战略关系多样化，并探索实现更大战略自主性的途径，特朗普的上台加快了这一步伐。

（三）平衡美中日关系，应对东亚大变局

日本的战略重新定位将对美中日三角产生重要影响， 对在中日之间保持平衡的重要性，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均势战略家早已洞见，并做了较充分的阐释。当今东亚大变局促使美国学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并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杰拉尔德·柯蒂斯是关注美中日三国互动产生的地区结构变化对美国影响的代表学者之一。柯蒂斯的建议是，美国需要巧妙处理好美中、美日双边关系，从而理顺美中日三角关系。 

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基石，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对美日同盟具有重大影响，自然成为美国学者开展亚太安全政策研究的核心议题和关注焦点之一。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研究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安全秩序，基于此，学者们在看待日本安全政策变化时是褒大于贬，尽管有些学者也认识到日本安全政策变化对地区稳定造成的不良后果，但还仅是微弱的声音。在探讨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原因上，美国学者的视角呈多样化，然而总体上还是现实主义的研究路径居主导地位，大部分评论和论述存在着偏袒日本的倾向，有为其安全战略偏好的重大转变开脱之嫌，从而忽视了与战后国际秩序的颠覆之间的密切关联。

美国学者也意识到为防止日本安保改革给地区安全秩序造成负面冲击，确保美国的利益不受到损害，需要在处理好美中、美日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对美中日三边关系实施有效的平衡。但由于美国对管束日本过于自信，而对所谓“中国威胁”又过于夸大，其政策导向必然是向日本一方倾斜。结果不仅无法做到对中日两国的再平衡，反而会使美国面临被卷入亚太冲突的巨大风险。在处理中日冲突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拉偏架”行为，正是美国学者政策主张的折射反映。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