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日本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武寅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1期发表《论民间交往在中日关系史上的地位》一文。

　　武寅认为：民间交往是国家间关系的基础，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与官方交往共同构成了两千余年的中日关系史。民间交往的产生早于官方交往，并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硕果累累，极大地提升了两国关系的质量。官方关系的好坏，对民间交往有着重要的影响。官方关系密切，则民间交往顺畅；官方关系恶化，则民间交往受累。民间交往也反过来以其特有的形式对官方关系起着能动的推进作用，其作用同样不可低估。

　　武寅在文章指出：在两千多年的中日关系史上，民间交往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往我国学界对中日民间交往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多侧重于某一方面，比如文化交流史、民间贸易史等等。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即把两千年中日民间交往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方位、多领域的考察，既有文化交流，也有经贸往来和政治沟通。

　　本文的核心概念“民间交往”，通俗地说，就是非官方交往。它是指中日之间在民间层面上发生的各种往来。这种往来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国家的产生、国家间政治关系的结成与演变的全过程，但同时，它又始终是一个独立存在并遵循自身规律发展的领域。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往往把“民间交往”混同于“民间外交”，即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背景下，作为官方外交的衍生物进行研究，而对于作为独立主体的民间交往，特别是对它作为贯穿古今的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历史地位、特点以及作用的研究远远不够。国与国的交往，说到底，是民与民的交往。民间交往不仅是中日关系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而且在推动和维系双边关系稳定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民间交往的历史地位

　　民间交往是中日关系史的重要内容。

　　首先，从交往的时间来看，中日两国官方交往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57年，即东汉光武帝当政时期。那一年，日本列岛上100多个部落国家中的一个，即处于列岛南端的奴国，派使节携带礼物，渡海来到中国，表示愿意与中国交往。光武帝赐给一方金印。这是官方交往的开始。而民间交往则要比这早得多。考古学证明，早在秦代，就已经有汉人通过朝鲜半岛进入日本列岛。

　　东汉时期开始的官方交往，经过邪马台国时代、大和政权的倭五王时代，到5世纪末即中国的南北朝时期，这一段官方交往大约持续了400多年。

　　之后中断了100多年。

　　到公元600年，日本派出了第一批遣隋使，两国官方交往得以恢复，并一直持续到唐朝末年。到894年日本停止派遣本已计划起航的遣唐使为止，这一段的官方交往持续了不到300年。

　　之后中断了500年。

　　明朝建立后，1401年，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派使入明，要求开展日明官方贸易，即所谓勘合贸易。中断了五个世纪的官方交往得以恢复，但仅仅维持了100年左右。1523年，发生了日本豪族大内氏和细川氏两派争贡事件，给中国利益造成巨大损害，明朝因此断绝了对日本的勘合贸易，中日官方交往再次中断。

　　在接下来的历史时代，发生了1592年日本武力入侵朝鲜半岛、明朝出兵援朝的壬辰战争。日本德川幕府实行了200多年的锁国政策，断绝与外国的来往。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强迫中国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同时对中国接连不断地进行侵略和掠夺，使正常的双边关系无从谈起。直到第二次大战结束后，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才又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这样算起来，中日两国从古到今，官方交往时断时续，把各段时间都加在一起，也不超过900年。就是说，在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上，有正常官方关系的时间还不到一半。而民间交往不但在官方交往正常时期十分活跃，而且在官方交往中断时期也从未中断过。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仅仅从时间上来看，民间交往从古到今，贯穿始终，占据了中日两千多年交往史的重要地位。

　　其次，从交往的内容、规模和实际效果来看。

　　从先秦时期起陆续进入日本列岛的汉人被称为归化汉人，许多人在那里定居，并最终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其中的一员。他们带去了水稻栽培技术等先进的农耕文化以及青铜器、铁器等生产工具，加快了日本社会发展的脚步。

　　而民间交往更多地表现为历朝历代生生不息的民间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在古代中日官方交往最为鼎盛的唐朝，从第一艘民间商船赴日贸易的公元841年算起到唐朝灭亡前的893年，51年间，赴日贸易的民间商船就达30余次，而遣唐使船在250多年间仅有18次。在遣唐使船停派后，民间贸易往来仍继续进行。

　　除了经贸往来，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民间交往当属鉴真和尚的东渡传法。唐代的鉴真和尚不畏艰险，六次东渡，虽双目失明而信念不改，受到了日本各界的尊重。他不仅在日本的佛学建设、建筑艺术、行医制药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他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和境界，也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共同传颂的宝贵精神财富。

　　 如果说，在两千多年的中日交往史上，官方交往最辉煌的时代当属唐朝，那么，民间交往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则是宋元时代。

　　宋朝兴起后，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造船业的发展和指南针的发明，为远洋贸易和对外交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因此，尽管宋日之间没有官方关系，但民间贸易一直处于上升态势。

　　到了元朝，尽管忽必烈两次发动武力征日，使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但民间贸易仍未停止。元朝没有下令限制日商入元。这时日本对中国铜钱的需求更加迫切，商品交易自不待言，连幕府征收赋税也都要折合成铜钱，因此日商为购买铜钱等各种紧俏品，频繁入元进行贸易。在文化领域，民间交往也十分活跃。其中双方的僧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宋元时期双方的人员往来主要是僧人的往来。

　　明清时期，尽管有丰臣秀吉发动战争造成的不正常状态，有德川幕府实行锁国带来的种种限制，但是都未能阻断中日之间的民间往来。在德川幕府锁国时期，中国民间商船与日本进行的信牌贸易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也没有停止。两国僧人不但继续大量购买和传播各种书籍经典，在佛学和儒学领域切磋互动，而且有些人还担负起促进两国官方关系早日恢复的任务。

　　明末清初，为抗清流亡日本的朱舜水，最终定居日本。他在儒学方面的深厚造诣，不仅对日本幕末水户学派的形成，而且对日本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正是从德川幕府时起，日本僧儒一体的现象开始改变，儒学不但从僧人的禅房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而且在其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融入日本传统文化的因子，成为日本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的重要思想源流之一。

　　近代以来，中日民间交往在规模上、数量上、形式上、内容上，都远远超过了古代。特别是甲午战争后出现的中国人留学日本热，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寻求救国之道，纷纷赴日留学，其人数远远超过官派留学生。清末到民国，日本启蒙思想家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对中国青年的影响很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到了现代，随着交通的日益发达和海外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两国的相互依存度更深，经济互补性更强。商贸、旅游、留学，已成为当代中日民间交往的主要内容。

　　民间交往不但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且涵盖面广，交流深入。各种职业和身份的人员，从商人、僧侣、技师、工匠，到医生、学者、艺人、学生等等，他们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长时间地、面对面地、真真切切地去感知对方、认识对方、影响对方。这种全方位的、宽领域的、从未间断过的民间交往，不但填补了官方交往时断时续造成的历史空白，而且极大地提升了中日两国交往的深度和广度。

二、民间交往与官方交往的关系

　　民间交往为什么会绵延不断呢？它与官方交往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民间交往先于官方交往而产生，它不是外界强压的，而是自发的、自愿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一种内在需求。通过双方的人员往来，物资的相互流通，知识的相互启迪，技术的相互借鉴，艺术的相互欣赏等等，使两个民族、两个社会都获得巨大的利益，都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交往给双方带来的莫大好处，远远超过交往的成本。

　　正因为民间交往是内生的、彼此需要的、互利互惠的，因而它是不可阻挡的，更是不可逆转的。

　　民间交往尽管是不可阻挡的，但是交往的状态和实际效果却受到官方关系的重大影响。古代是如此，现代也同样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日官方关系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与此同时，民间交往也几乎走过了相同的轨迹。

　　复交前，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反华反共立场，中日官方关系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由于日本政府的打压，民间交往十分困难，民间贸易只能维持在一个十分有限的低水平上。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随着官方关系进入了空前的友好时期，民间交往也迎来了高潮。各种民间团体和民间人士的交往机制得以顺利建立。人员往来不需要再冒着巨大风险去申请签证，往来的人数和次数都有了快速的增长。以“友好之船”、“友好之翼”为标志的中日青年友好交流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经贸往来也有了飞速发展。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格局的重大调整，中日官方关系开始降温，民间交往也随之受到消极影响。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钓鱼岛争端的不断升级，两国官方关系的动荡下滑，对民间交往的消极影响日趋明显。两国的旅游、留学人数均有减少，日本的对华贸易、投资均出现了下降趋势。

　　对于当前中日官方关系的紧张对民间经贸往来的影响，有两个认识上的误区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个是“无关论”。即把官方关系和民间经贸完全割裂开来，认为二者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影响，政治关系再恶化也不会影响民间经贸，民间经贸该怎么样还会怎么样，用不着担心。这种认识的不正确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至于说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出现过虽然政治关系恶化但经贸往来依然很热的现象，那并不能证明政治关系对经贸往来没有影响，而只是反映了政治关系的紧张与经贸往来受影响的“时间差”，那种短时期内出现的冷热不一致的现象是不可能长久持续的。

　　另一个认识误区是“致命论”。与前一种认识完全相反，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政治关系恶化了，民间经贸也就没希望了。日本企业、资本既然有些已经离开了中国，到其他地方去找替代品，就说明中国市场已经不重要了，说明中日经济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度都降低了，甚至变得可有可无了。

　　这种看法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忘记了它的实质。“寻找替代品”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它丝毫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对一个企业来说，当某一个项目的“首选”出现了困难，变得无法实现时，企业避险求生的本能迫使它不得不去“寻找替代品”。这只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正如明代日本商人的“转口贸易”，它既不能说明“替代品”优于“首选”，也不能说明“首选”变得不重要了，企业再也不需要“首选”了。恰恰相反，企业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首选”出现的困难能够早日得到解决，早日把“替代品”重新换回到“首选”。最近日本媒体津津乐道的“中国赴日旅游人数有所回升”、“日本汽车在中国市场销量同比增加”等等，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当前双方经贸关系的下滑只是暂时的，是受政治关系影响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代偿性下降”。

　　总之，民间交往与官方交往的关系概括起来就是：民间交往不是依赖官方交往而产生，即后者不是前者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但是，官方关系的好坏对民间交往具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说到底是属于程度上的，而非实质性的。同时，这种影响又是同方向的，而非反方向的，即官方关系恢复则民间交往顺畅，官方关系密切则民间交往旺盛，官方关系恶化则民间交往受累

三、民间交往的作用

　　民间交往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维系与保障作用，即民间交往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和支撑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民间永恒的、内生的交往需求，拉开了两千多年中日关系史的序幕。这种民间交往从最初的涓涓细流，经过历代的补充和发展，已经成为滔滔大河。这条大河滋养着两国的民生命脉，促进了两国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发展。只要这种内生的交往需求存在，中日关系就不会枯竭。历史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两国人民要求和平相处，通商往来，相互借鉴，优势互补，这种互利互惠的强大需求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古代恶劣的自然条件未能阻挡，历代官方的限制、战争状态也未能阻挡，反而到头来都不得不顺应这股不竭的源流。那么，到了当代，在客观条件已经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的情况下，如果有谁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其结果只能是被潮流所淹没。归根结底，是民众创造了历史，决定着历史的发展方向，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就是符合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

　　（二）对官方关系的调整与改善作用

　　在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间交往并不只是被动地受官方关系的影响而兴衰循环，它在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生命力的同时，还反过来对官方关系的状态和走向起着能动的调整作用。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随着国际关系的日趋复杂化，以及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规范性与重要性不断突出，民间交往以其灵活性、多样性和有效性，受到官方的重视，并被作为一种特殊的形式和手段，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国家外交领域，这就是所谓的“民间外交”。“民间外交”从其诞生起就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性，或者说肩负着特定的政治任务，因此它有别于自然产生的民间交往，属于一种借用民间交往外壳的特殊外交。而自然产生并历史性存在的民间交往，也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外在表现形式的转换，完成了它从一般形态向特殊状态的转变，完成了从传统的经贸文化领域向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延伸，完成了从不自觉地影响和维系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有针对性地主动调整和改善官方关系的转变，这是民间交往发挥其能动作用的重要方式之一。

　　这种作用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特殊的历史过程中登场的各个主体，不论是来自政界、商界，还是文艺界、体育界，都以民间的身份开展活动，其相关活动都可以纳入民间交往的范畴。但是，这些活动既区别于个性化色彩浓厚且缺乏组织化和统一政治目标的普通民间交往，也区别于执政当局的官方外交，属于民间交往的一个特殊领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民间外交”所扮演的角色、所开展的活动以及所收到的效果，都集中地说明：民间交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根据需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中日关系又走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经过二战后几十年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两强对峙的格局日趋明朗化，这是两国实力对比长期发展变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这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绕是绕不过去的，但是以什么方式走过去却存在着多种选择。是“敌对”还是和平相处，双方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目前，中日关系已经陷入了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有两点经验变得格外清晰。

　　一是，已经有着两千年历史、无论官方关系如何变幻都不曾中断的民间交往，发展到今天，无论官方关系如何紧张，也同样不应中断，同样需要继续发展下去。不仅如此，无论在经贸领域、文化领域，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两国民间层次上的自由交往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只要民间有需求、有愿望，能够从交往中互利互惠，都应当加以呵护，减少官方关系紧张带来的不利影响。正常的民间交往是调整和改善国民感情，增进了解和互信的最自然、直接并且具有长期效应的方式。随着民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不断增大，民间交往已成为维系国家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纽带。

　　二是，民间交往是否还能像复交前那样，通过“民间外交”这种形式，再次发挥重要作用？与复交前相比，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今天，中日两国间已有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官方的立场和主张都可以通过正式渠道加以表达。因此，“民间外交”要想继续发挥作用，就必须针对新形势、新问题，探索新时期“民间外交”应有的特点、内容、重心以及主要目标。

　　新时期的“民间外交”应避免一切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围绕中日关系如何才能和平走出低谷、回到平稳发展的轨道上来，做一些深入、扎实的工作。对以往已经建立、但作用发挥不够的民间渠道，可以挖掘其潜力，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两国地方政府之间建立的“友好省市”，可以作为长期有效的“民间外交”渠道，由地方政府维护，并根据需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2011年日本东部发生地震、海啸等特大自然灾害，中国长春市第一时间就给其位于灾区的日本友好城市仙台市发去了慰问电，并表示将根据需要随时采取进一步救援行动。这一类的事例还有很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另外，学术界可以围绕阻碍中日关系平稳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与交流。知识界之间的深层次交流与对话，对于提高共识、引领舆论、解疑释惑、资政建言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中国学术界、知识界要给予有力的呼应。日本有识之士或出书撰文，向世人昭示历史的真相；或奔走于两国之间，为紧张局面的改善建言献策；或为了增进双边的交流与互动不遗余力。学术界对他们的有力呼应，将会进一步增强这些努力的效果。

　　对于曾经在复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日本在野党，要结合当今日本政坛动态，继续给予密切关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政坛进入了新的多党化时代，它既不同于战前天皇制下有名无实的多党制，也不同于战后名义上的多党制，而实际上是由自民党长期单独执政的政党政治，它是日本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利益多元化及其在政坛的必然反映，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这一过程还在继续，各种政党势力的分化组合远远没有结束。在日本政治史上，政党轮换执政往往是政策调整的必要手段，所以，不仅要关注执政党的政策表现，还要研究和了解在野党的政策取向，避免陷入外交的被动局面。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民间交往在国与国之间交往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研究民间交往的历史和规律，探索民间交往的作用和特点，也将越来越成为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