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庆立在《日本学刊》2013年第6期发表《象征天皇制与日本民主主义的融合与冲突》。

　　田庆立在文章中指出：美国在二战后日本主导确立的象征天皇制，通过与民主主义的融合，在保持日本政治体制的稳定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既有效地顾及了日本方面保留天皇制的诉求，同时也实现了美国对日本推行民主化和军事化改革的目标。

　　但另一方面，由于君权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即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冲突，盟军占领当局在仓促间起草的宪法草案中有很多内容自相矛盾，加之日本精英保守层始终具有浓烈的“明治情结”，他们所理解的“民主”观念依然停留在战前的“复古”情绪中，从而导致日本的议会民主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不免蕴含着有悖于民主主义理念的“前近代特征”。

　　（一）美国保留天皇制的战略意图

　　美国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通过利用日本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天皇制，旨在依托天皇的精神权威，达到保持日本社会秩序稳定，进而顺利实现对日占领的目的。同时，美国又将天皇塑造为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引领者”的形象，为其在日本传播美式民主主义理念并付诸实践，创造良好的条件。

　　1.有效利用天皇的精神权威

　　美国决定保留和利用天皇制的战略意图由来已久，早在战争期间即已筹划酝酿。2004年，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机密文件“日本计划最终草稿”。OSS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负责美国对外战略的制定与推行。1942年日美开战一年后，美国即开始筹划占领日本事宜，利用天皇制作为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基础，进而移植美式民主主义。也就是说，通过将天皇制与民主主义结合起来，以天皇制民主主义的方式，提出构建战后日本的方案。

　　美国国务院“知日派”主张保留天皇制，曾任外交官的C.科必尔在其备忘录中指出，“天皇是统合日本国民共同体的精神性媒介”，所谓天皇制是“民族的象征，善的象征”。美国“知日派”核心人物格鲁则认为：“日本国民的天皇崇拜是日本唯一的稳定力量，对于确立民主主义的目的有充分利用的价值。”

　　二战结束后，面对英国、中国及澳大利亚等国提出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国际舆论，为使裕仁天皇免于战争罪责的追究，1946年1月，麦克阿瑟在致美国陆军参谋总长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称：“起诉天皇会给日本人带来巨大冲击，其影响难以预测。天皇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如果将其破坏，日本国就会分崩离析。”基于上述考虑，主张保留天皇制。

　　麦克阿瑟在致国务院的书信中进一步解释：“如果废止天皇制，强制日本实行美国式的共和体制，就会招致日本国民的反抗，占领当局撤退后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会更快些，这从战略目的上而言是不适宜的；从相反的角度来看，把天皇从政治权力中排除出去的新宪法若能被天皇接受，那么利用天皇的权威，新宪法也就能为日本国民所顺利地接受。”麦克阿瑟显然认识到，天皇制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资源，是对日占领的关键，寻求占领军的权力与天皇制精神权威的结合，是其最为关注和渴望得到的最佳选择。　

　　2.赋予天皇以民主主义指导者的身份

　　美国主导的盟军占领当局不仅将天皇个人从以天皇为名义进行的“圣战”中解脱出来，而且将天皇重新置于新生民主国家的中心。美国作战新闻处（OWI）的分析家克莱德·克拉孔和亚历山大·莱顿主张：“作为日本至高无上权威的天皇，根本上就是个空虚的容器而已。就像天皇可以作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化身被供奉一样，他也可以变身为某种帝制民主的象征被追随……通过一种权威、实例和象征操作的巧妙组合，胜利者们可以提供一种‘民主’模式，尽管温和，却可能是战后日本人所寻求仿效的目标。”

　　麦克阿瑟曾接到美国国务院和陆海军组成的协调委员会的秘密指令：“日本国民本身显然是支持天皇制的。因此指令总司令官在发展立宪君主制和维护天皇制方面要支持日本国民。对天皇制的直接攻击将会削弱民主势力而加强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两种极端势力。故此命令总司令官，望暗中协助扩大天皇的声望，并促使其化神为人。”麦克阿瑟也曾表示：“维护天皇制是我不变的目标。对日本政治、文化的留存而言，它是内在而必要的。妄图消灭天皇个人从而废除天皇制的邪恶举动，是对日本成功复兴最危险的威胁。”麦克阿瑟为对日占领设计的理想路线，即利用天皇推进日本的民主改革。

　　为尽快解除天皇所负的战争责任，麦克阿瑟考虑应该揭去天皇神格化的面纱。在其积极推动下，1946年1月1日，裕仁天皇向日本国民发表《人间宣言》，否定了自身的神格化地位。对此，麦克阿瑟公开发表评论称：“天皇的新年文告使我非常高兴。他借此承担了他在人民的民主化过程中的领导职责，为了未来毅然站在自由主义路线发展的立场上。他的行动反映了一个健全和正确的观念所拥有的不可低估的影响。”

　　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提出：“为了有效地推行民主化改革，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机构。”主导对日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格鲁认为：“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并不完全适合于日本社会，不能强行进行政治‘嫁接’，为促进日本发展有自身特色的日本式民主制度，必须有效地利用天皇。”这些意见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美国对日政策，从而推动美国方面在规划和设计战后日本的发展蓝图时，始终思考如何将天皇制与民主主义有效结合起来。

　　3.肩负传播美国文明的使命感

　　麦克阿瑟在美国国内属于共和党保守派，他对在亚洲移植美国文明抱有特别的使命感，认为把包括放弃战争条款在内的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宪法移植到亚洲并无不妥。

　　美国在日本确立象征天皇制的意图在于，一方面利用天皇的精神权威，为美国有效地占领和管理日本铺平道路，同时又将天皇的地位界定为“象征性”存在，仅仅具有从事国事行为的权利，剥夺了天皇在明治宪法下的一系列军政大权，由此舒缓来自美国国内及盟国方面要求废除天皇制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美国又将代表君权主义的天皇制与民主主义嫁接起来，旨在将天皇塑造为推动战后日本民主化进程的核心人物，减缓来自保守层要求提高天皇在宪法中地位的阻力。

　　象征天皇制的确立，是美国对日本实施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造的重要一环，“天皇”之于美国决策者而言，具有达成某种战略目标的“工具性”意味，其在日本推行的“民主”理念及实践更多地富有鲜明的“美利坚色彩”。

　　（二）象征天皇制与日本民主主义的关联性

　　象征天皇制一方面在维持日本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日本民主主义的普及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天皇制本身即为具有“前近代特征”的产物，其与民主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冲突，具体体现为天皇复古主义逆流始终左右着日本政治发展的动向，给日本民主主义的运作和实践带来“不和谐音”。

　　1.象征天皇制与民主主义的妥协与融合　

象征天皇制是将传统与现代合理嫁接，将普遍价值与特定的政治文化有机结合的典型范例。美国主导确立的象征天皇制政治架构，既兼顾了日本政治文化传统中天皇制所能发挥的政治“稳定器”的作用，顾及了日本的国民情感，同时又将天皇打扮和改造成引领民主主义潮流的“旗手”，塑造成“和平主义”的象征，巧妙地将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主义元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可见，天皇制之所以存续下来，体现了美国利用天皇制顺利对日本实施统治和管理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倾向于将天皇打造为实现日本民主主义的引领者和典范。尽管天皇仅为象征性存在，但还是部分实现了“护持国体”的目标，毕竟天皇制得到了延续。天皇制以“象征性”的方式与日本民主主义制度“嫁接”在一起，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实际上是日美双方依循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考量所达成的政治让步和妥协。

　　象征天皇制与新宪法所揭示的国民主权原理能否“调和”，一直是制宪后宪法学界讨论的焦点。日本政府的宪法调查会在《应审议的问题点纲要》中，也提出“天皇制可否与国民主权调和”的问题。就提出问题的背景而言，不在于天皇到底是实际统治者抑或只是统合的表征，而在于以往代表专制威权的天皇，在纳入新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政治机构时，是否有违国民主权原理？关于这一问题，当时很多天皇制拥护者，如具有代表性的吉田茂等，援引英国、比利时等国成例，主张民主 主义与君主制并行并不会产生矛盾，从而为维持天皇制辩护。

　　然而，从学理上而言，天皇制得以保留，并不意味着其一定符合学理，而只能说是一种政治妥协。象征天皇制与民主主义实现妥协的“必要前提”在于，确定在既存的政治社会条件中，君主制无害于民主主义。而且，在确保民主主义原理优先原则后，绝不会因为君主制的保留而扭曲这一原则。换言之，战后象征天皇制的天皇，原则上与政治毫无交集，其正当性的基础在于民意，这也是“君主制”与国民主权得以并存的原因。

　　明仁天皇在战后系统地接受了英式帝王教育以及美式民主主义精神的浸染和熏陶。因此，明仁即位后，一方面固守宫中的传统权威，另一方面又积极践行民主主义理念，主动接近民众，走“大众化”和“平民化”的皇室路线，极大地改善和增强了象征天皇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印象。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天皇在宫中内部推行一系列改革，进而采取与国民接近的姿态，明显发轫于战后民主主义精神的熏染。天皇这一代人是在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日本的政治体制也呈现出与美式民主政治的‘嫁接’状态。基于这一精神和理念，加之与自身的神秘性融为一体，塑造了独具特色的天皇形象。”对此，美国学者肯尼思·鲁尔夫也对象征天皇制给予了高度评价：“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文化上来看，天皇制通过占领期宪法及50年的社会发展，已经紧密地植根于日本社会。赋予目前天皇制以特色的与其说是传统，莫如说更多地体现为‘战后性’。表面上看来，天皇的世袭制明显违反战后日本的基本原则——民主主义的原理，日本一部分人也认为，皇室存在的本身即是这个国家‘非民主’的证据。但是，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而言，皇室恰恰是民主主义强有力的象征。”

　　2.象征天皇制与民主主义的悖论与冲突　

　　（1）宪法条款本身隐含的矛盾象征天皇制确立后，导致战后日本的政治意识模糊不清，认可“象征性”君主，即意味着重新肯定了世袭特权，同时，天皇依然是这个国家父权制至高的标志，仍然是所谓人种纯粹性与文化同质性的体现者。譬如，《日本国宪法》第14条规定：“全体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关系中，都不得以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以及门第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然而，宪法同时在第二条中规定：“皇位世袭，根据国会议决的皇室典范的规定继承之。”实际上也就是认可了天皇作为国家机关中的一个组成机构接受血统和出生的限制，其中显然体现了门第之见，进而皇室典范中又将皇位的继承仅仅限定为男性，从而显现出性别上的差别对待。同时，在《皇室典范》和《皇室经济法》中，天皇、皇室及皇族受到与普通国民完全不同的待遇，结婚及其他事宜也有限制，另一方面还要确保一定的生活费。如此一来，天皇、皇室及皇族就会处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关系的差异之中”，而且同时还伴随着性别方面的区别对待。从这些方面来看，宪法就只能解释为，“天皇、皇室及皇族不能纳入到日本国民的范畴之中”。如果遵循这一解释，宪法中存在的矛盾就会得到解决，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就会促进允许对不具有日本国籍的在日外国人的差别对待，而这显然又违反了所有个人基于“自主、自立、平等”的所谓民主主义理念。无疑，“平等”是不容许有任何例外的。日本皇室记者神田秀一认为：“民主主义与象征天皇制之间的关系呈现某种矛盾。天皇与皇族难以适应以自由和平等为原则的民主主义。象征天皇制采取世袭的形式，这与体现宪法性格特征的国民主权及尊重人权主义存在着根本性矛盾。”

　　依据宪法，天皇所从事的“象征行为”，是超出国事行为以上的在身份上殊于一般的特殊存在，更侧重于精神层面的作用，进而根植于国民意识之中。这种举措显然与民主主义倡导的人人“自主、自立、平等”的理念背道而驰。诚如丸山真男所言，要导入民主主义，就必须克服以天皇制为精神内核的极端民族主义，因为“天皇制对于日本人自由人格的形成构成了致命性障碍”。中国学者孙政也认为：“战后改革尽管从制度上改变了天皇‘神’的身份，但并未改变、事实上也不可能改变天皇在日本这一特殊的集体系统中所一向具有的巨大的象征意义，因而也就很难实质性地改变日本人的价值体系。这阻碍了日本人从自身传统内部产生新的自主批判精神，使战后的民主主义容易流于形式化。”

　　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曾指出：“德国由于战败，民主主义成功地得以复兴，因此与纳粹的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可是，日本却把民主主义挂在口头上，至今未成功地、真正地建立民主主义制度。相反还存在着君主制、封建制的残余——天皇制。其原因是由于实质上操纵天皇、军阀、财阀的‘明治的官僚’、‘天皇的官僚’在战后毫无损伤地保留下来了。”纵观《日本国宪法》制定实施后的日本政治发展史，有关君权无害民权的原则遵守得并不令人满意，天皇制的存在成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精神家园，导致日本在有关历史认识、战争责任等一系列问题上往往挑战基本的历史认识底线。 

　　（2）天皇有关逾越“国事”与“国政”权能的界限

　　《日本国宪法》第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然而，由于裕仁天皇拥有强烈的“权力欲”，对宪法界定的“象征性”地位甚为不满，而是往往通过延续战前大臣向自身进行“内奏”的惯例干预国政，从而一再触碰宪法中禁绝其从事“国政”行为的“红线”。

　　1948年2月，片山哲首相把即将于2月10日内阁总辞职的事宜向天皇进行了“上奏”，对此，盟总在2月24日的记者会上对内奏问题进行了激烈谴责：“最近两周发生的诸项事件，呈现出与此前将日本导入战争和战败局面的做法相同，即对天皇制加以滥用的迹象。具体是何缘由尚不知晓，但将宪法上天皇全然不应干预的事项进行了报告，宪法只不过规定其具有认证国务大臣的权限，认证也仅仅是任命文件记录的国务大臣甚或罢免的事实，而不能有所超越……（天皇）只不过是礼仪性及象征性的存在。如果将‘认证’这一词语一味热衷于传统的帝王政治而曲解为官僚政治，而容许将内阁辞职的事实向天皇报告的话，那么形成宪法源泉的人民主权就有可能被这些帝王主义的官僚所窃夺过去。”显然，盟总的意见十分明确，由国会指名确定的首相在总辞职之际，根本无必要向天皇进行“上奏”。

　　尽管新宪法对天皇的权限进行了明晰的界定，但天皇依然为维持与日本政治家的接触而斗争。天皇之所以强烈期望继续维持“内奏”，实际上恰恰体现了其仍要力争干预政治的意图。在维持“内奏”问题上，吉田茂首相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件事情始终是以秘密的“潜规则”方式运作的，并未引起国民关注。吉田茂、重光葵、佐藤荣作等战后政治领导人在战前都是服务于天皇的官僚，战后自然也易受天皇影响，即便是宪法发生了变化，但轻易地颠覆长年所培养起来的忠诚心也是十分困难的。裕仁天皇经常发表一些政治性言论即是明证，如明确表示应该 对共产党采取对策为宜，对首相选择阁僚产生疑问，反对更换自己身边的亲信，期望日本与美国缔结同盟关系等等，不一而足。天皇的上述言论及举动，已明显逾越了新宪法中有关天皇仅从事国事的规定，而更多地对国政加以干预。

　　《每日新闻》采访组走访了很多具有“内奏”经历的政治家和官僚，最后撰成《陛下的询问》一书，内中强调：其一，裕仁天皇在位期间，包括首相及阁僚、众参两院议长、高级官僚在内的政府高级别官员屡次进行“内奏”和报告；其二，“内奏”时天皇的态度既不是单纯被动的，也绝不保持中立，而是有着自己的见解与认识。外务省高官桥本恕忆及“内奏”的情形时指出：“（天皇）无论是对于中国问题、苏联问题还是其他问题，都曾作出过很多重要的发言。但是，所有这些内容不仅未予报道，即便是非正式的谈话也不能随便言及。能够陈述的事情，无论是国内问题，还是外交问题，都会一一地向陛下明确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自占领时代开始，吉田茂首相即频繁进行“内奏”，媾和以后，首相及国务大臣向天皇进行“内奏”的频次进一步增加，其结果导致天皇与内阁的关系，从外观上呈现出重返明治宪法时代的状态。

　　（3）天皇干预外交事务与宪法的抵牾

　　1947年9月，天皇通过宫内厅高级事务官寺崎英成向盟总外交局长希波尔特转达其意图：“天皇希望美国继续对包括冲绳在内的琉球群岛实行军事占领。天皇认为这种占领既符合美国的利益，又能保卫日本。天皇进而认为，基于确保媾和后日本安全保障的需要，美国可对冲绳进行长期军事占领，而且在手续上采取由美国租借25年到50年，甚或更长时间的形式。这种形式说明美国并没有永久控制琉球群岛的意图，日本国民是可以接受的。”显然，天皇的这一动向完全没有接受片山内阁的“指导和建议”，这一外交形式是有别于政府的“双重外交”。从这一系列行动脱离了国务大臣的辅弼而擅自进行的事实来看，裕仁天皇的行为甚至远远超出了明治宪法下作为“立宪君主”的界限，而且这种“双重外交”并不仅仅局限于片山和芦田内阁时期，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天皇还向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军发去了感谢信。

　　1951年2月10日，裕仁天皇在皇宫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杜勒斯。会谈期间，杜勒斯提及“合众国将应日本的要求，在日本国内及其周边驻军，同时征询有关日本何时承担起自身防卫等事宜”。对此，“天皇对杜勒斯代表团和日本政府之间进行的友好谈判表示赞同，并向合众国表示由衷感谢。杜勒斯特使希望天皇在必要时为提出的条约方案出力。特使的意见是，希望所有的日本人都能支持我们认为公正而又合理的条约。天皇再次表示赞赏，并声称完全同意这种想法”。吉田茂首相在缔结媾和条约和安全保障条约的过程中，通过安排天皇与杜勒斯的会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天皇，借助天皇的“赞同”、“感谢”、“赞赏”、“同意”等表态，加速推进了条约的签订进程，促使天皇沿着吉田所铺设的政治路线前进。因此，日本学者丰下楢彦更是将日本方面在签署《日美安全条约》过程中付出的努力，梳理归纳为通过“吉田外交”和“天皇外交”两条并行的轨道完成的。显然，在日美安保体制构筑过程中，,裕仁天皇明显干预了超出其权限范围的外交事务。 

　　1971年9月27日至10月14日，裕仁天皇在外相福田赳夫等人的陪同下，访问欧洲七国，开展“皇室外交”。天皇此次访问欧洲，兼有对比利时皇帝和联邦德国总统访日的回访，以及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进行互访之意，也带有以“日本元首”身份进行访问的色彩，而这无疑是偏离宪法规定的“外交旅行”。

　　从战后日本的象征天皇制与民主主义并行的轨迹来看，正是由于象征天皇制的形成是日美两国在特定的条件下达成的政治妥协，才导致随着时间的流逝象征天皇制呈现出一系列复杂性。日本精英保守层不甘心天皇制就此衰落，而是通过与天皇的密切“配合”，一步步地以或明或暗的方式，不断地逾越《日本国宪法》的相关规定。日本国内试图通过修宪恢复天皇“国家元首”地位的努力，《国旗国歌法》的制定与通过，靖国神社的国营化运动，自卫队的皇军化教育等等，这一系列举动的实质都是在象征天皇制的“感召”之下复活战前的价值观，对日本政治右倾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在战后对日本实施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革，肩负着将美国的民主主义移植到日本的使命，美国在日本倡导的民主理念，主要基于“自由、平等、博爱”为精神内涵的民主形态，而日本精英保守层心目中的“民主”则是明治宪法体制下的君主专制式的“民主”，尽管两者之间使用的词语相同，但从观念史的角度而言，其“民主”的意蕴内涵及指涉对象则存在着显著的背离和差异。在有关天皇制问题上，美国仅仅是将其作为精神性象征，旨在使其发挥“政治稳定器”的作用；而日本精英保守层则梦想天皇的地位复归至战前水平，并尊崇其为“国家元首”，以期在政治体制中发挥更大作用。由于制定宪法期间日本处于战败国地位，《日本国宪法》的蓝本由盟总起草，因此日本精英保守层认为该宪法是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国的产物，并未反映日本国民的自由意志。由此，“修宪”的浪潮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中时起时落，充分体现出以皇权专制为代表的“君权主义”与以国民主权为代表的“民主主义”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冲突，若象征天皇制的政治架构一直持续，这一悖论不免会继续影响和制约着今后日本政治未来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