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文和日本研究所博士后吴限在《日本学刊》2013年第5期发表《日本修宪进程加速原因解析》。

　　文章认为，日本修宪进程深受经济状况、政党政治结构演变以及政治文化三种要素的制约和影响。日本修宪进程得到快速推进的诱发原因在于经济长期低迷加剧了国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政治不稳定，导致保守势力地位上升并企图通过修宪为“正常国家化”扫清障碍；直接原因在于政党政治发生结构性变化，在护宪派日趋式微的情况下，毫无自律性地转向总体保守化；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文化中缺乏自由、平等基因，正义的力量难以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上述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致使修宪和扩充军备成为一种能够凝聚广泛社会共识的政治主张。

　　《日本国宪法》是战后日本进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保证。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之规定，从法理上规避了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可能性。

　　李文和吴限指出，自该宪法颁布之日开始，日本保守派势力一直谋求对其加以修改。近年来，修宪进程的步伐更是明显加快。2003年，日本通过《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并于同年12月向伊拉克派出了陆上自卫队，开创了二战后向海外派兵的先例。2007年，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2009年初，日本以“反海盗”为名派兵索马里，进一步架空和平宪法对海外作战的限制。安倍内阁执政以后，更是采取了多种举措：公开声称要将日本自卫队改为“国防军”、把允许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条款列入日本防卫大纲，力图赋予自卫队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将“准航母”——“出云”号直升机母舰投入使用，并声称先修改宪法第96条以降低修宪门槛等。一方面在现实上寻求对和平宪法的更大突破，另一方面为在其任内达成修宪目标铺平道路。可以预见，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无论安倍内阁采取怎样的措施，日本修宪进程都不会自动停止。除非出现强大外力的介入或者重大历史契机，修宪和扩充军备将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一）日本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

文章认为，日本的经济状况与修宪进程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自日本“和平宪法”颁布之日开始，政坛上护宪派与修宪派之间的较量和斗争从未中断。修改宪法，为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扫清“障碍”，一直是许多日本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努力的方向。但是，修宪派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意愿，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

　　战后初期，吉田茂政府坚决反对鸠山一郎等人提出的修宪和大规模扩充军备主张，其最重要的理由是经济贫困。吉田茂认为，战败的日本必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恢复元气；主张日本在国际政治上紧紧追随美国，借美军来保卫日本；同时，严格限制军费开支，避免卷入冷战。

　　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复兴阶段，此后经济较长时间处于高速发展的良好状态，成为60～80年代日本修宪未能获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国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和宪法意识的变化。当时多数日本民众普遍持有这样的看法：“在战后宪法的制约下维持有限的防卫力量……比起改宪,理应优先发展经济。”

　　良好的经济状态明显对政治稳定程度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从1955年在选举中获得胜利组阁执政，直到1993年败选为止，自民党保持了长达38年的一党独大，在1955～1972年日本经济出现长时期高速增长以及70～80年代保持较高速度增长期间，首相更迭的频率都比较低。政治稳定有利于政府出台更加理性而务实的政策，也使日本政党政治能够维持相对平衡的内在结构。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大国目标的迅速实现，再度激发了日本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国民在战后以来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感情重新释放,民族优越感开始再度滋长。与社会上日渐形成的大国主义思潮想呼应，政界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使日本在国际上取得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的声音。

　　1991年以来，随着“平成景气”的结束和“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状况的长期萧条、增长的长期低迷,加之与国际冷战体制相适应的战后日本国内体制——1955年体制走向解体,日本国内政治随之进入急剧动荡期。90年代以来日本面对的现实与80年代提升起来的民族自信心之间形成反差，给国民心理造成重大打击，日本人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迷茫和混乱。思想狂热、见解偏激、趋向极端、为一种新的民族自豪感鼓舞，渴望有强硬的领袖出现的人群不断扩大，从而促生出一种一股强劲的“新民族主义”的思潮。

　　在日本经济发展初期、高速增长期和经济衰退期，修宪进展状况各有不同，反映出日本政治家和国民的立场之间存在的微妙差异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对两者博弈过程的制约和影响。在战后初期经济状况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尽管半数左右的国民赞同修宪，吉田茂等政治家在骨子里也不接受和平宪法，但由于后者更为理性和实际，认为当时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因此搁置了修宪的动议和要求。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尽管一些政治家主张通过修宪使日本成为与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但由于国民对现状高度满意并安于现状，使政治家的图谋未能得逞。但在经济衰退期，悲观、迷惘甚至恐慌情绪在日本社会的蔓延导致民族主义快速成长，国民认可和支持政治家走向右倾和保守，修宪进程的加速在所难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来日本修宪进程加速，经济长期低迷还只是一个诱发原因，直接原因则在于日本政治的总体保守化和右倾化。

　　（二）日本政党政治结构的嬗变

　　文章继而分析了政党政治结构的嬗变对日本修宪进程加速的影响，认为日本修宪进程深受政党政治结构状况，尤其是保守政党与革新政党力量对比的制约。近年来，主张修宪的党派逐渐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优势地位，护宪政党日趋衰落，难以继续扮演对抗与制衡的角色；各政党和国民一道“同归保守化”，修宪俨然成为一种“朝野共识”。

　　文章认为，战后初期，代表保守势力的自由党、民主党与代表革新势力的社会党即已围绕着修宪、安保等问题展开激烈斗争。“1955年体制”形成之后，以在野的社会党为主体的革新派与执政的自民党为主体的保守派阵线分明，相互对峙、抗衡和制约。然而，这种保守派与革新派的对立，并不等同于修宪派与护宪派的对立。自民党的鸽派大多拥护宪法，而社会党的右派也多主张修宪。

　　 但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再次出现的修宪风潮愈演愈烈，修宪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切实推进，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日本政治社会出现了总体保守化趋势。这种总体保守化始于1993年，在政党政治结构和国民意识两个层面上得以表现。

　　战后,虽然以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始终占据优势地位，但以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也一直占据一席之地。始终不懈地坚持“护宪和平主义”和“非武装中立”原则，是社会党的立足点和存在价值，但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党陷入了难以逆转的停滞与衰退状态。1993年7月的大选中，社会党在众议院的议席从137席锐减到70席。在保守势力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中,特别是在村山内阁成立之后,社会党最终放弃了自己为之奋斗数十年的理想，即对坚持的非武装中立，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等基本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社民党的衰败和参政意味着该党和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对立、抗衡的政治地位的消失，也宣告了战后日本政治史上持续多年的保革对立格局的终结。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的提高,“反军厌战”心理不断消退，国民意识日趋保守化，构成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的第二个层面。

　　国民思想的改变，成为护宪派政党在国会选举中接连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2003年11月众议院大选，在480个议席中，主张修宪的执政党自民党、公明党、保守新党共获得了275席，主张修宪的在野党民主党的席位由原来的137席增至177席，而护宪派的共产党和社民党分别由选举前的20席和18席锐减为9席和6席。这样的变局，自然使赞同修宪的议员在议会中成为多数。

　　此外，在1993年之前就已经发生的日本思想界左翼人士的“转向”，“护宪和平主义”思想影响力的下降，则可以视为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的前奏。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本思想群体随之发生分裂。70年代末80年代初，战后和平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清水几太郎、西部迈等人开始思想“转向”，与左翼运动分道扬镳。清水不仅主张修改宪法,恢复完整的主权国家地位,而且还公开提出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甚至主张恢复天皇制下的《治安维持法》。

　　经过多轮政治上的分化组合与博弈后，2009年9月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成为执政党，日本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政权轮替。

　　与民主党相比，自民党有着更加浓郁的右倾保守色彩，安倍晋三更是一位强烈主张修宪和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鹰派政客。自民党与公明党执政联盟继2012年12月赢得对众议院的控制权之后，又在2013年参议院大选中大获全胜。自民党在此次大选中一共获得115席，加之执政联盟公明党的20席，自公两党以过半数（121席）的压倒性优势135席获得了对参议院的多数控制。自民党在众参两院选举中连续获胜，既反映了日本民众政治态度右转幅度的加大，也标志日本政治的总体右倾化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此外，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在此次大选中获得了9席，较之前增加了6席，深刻反映出日本政治在右倾保守化方面还存在巨大发展空间。日本共产党一直把捍卫和平、民主的宪法精神作为党的基本政策方针，但作为国会内的少数小党,已不可能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发挥有效作用。

　　在国民要求修改宪法适应时代变化的呼声不断增强、反对修宪的声音日趋弱小的背景下，在修宪问题上一直持积极立场的自民党再度获得执政地位。自2012年12月把修改和平宪法视为历史使命的安倍再度登上首相宝座以来,修改1947年5月3日开始实施的《宪法》中的部分条款就成为其执政的主要议题之一。

　　（三）日本政治文化中自由、平等基因的缺失

　　文章进一步指出，在日本，自和平宪法诞生以来，许多保守派政治家一直将修宪作为努力方向，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获得新的进展，其深层原因，乃在于日本政治文化中自由、平等基因的缺失。

　　首先，社会意识中存在封建残余。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历史上曾对日本人的行动起着引领和支配作用，成为驱动日本国民战时盲从侵略战争的重要精神动力；战后一直未能得到彻底清楚，至今犹残存于日本民族心理潜层，成为保守、右翼势力坚持错误的“战争史观”、突破和平宪法、力图再度构建军事大国的社会思想基础。

　　在日本政治文化中，至今依旧未能彻底厘清人权与神权，即“国民主权”和“天皇主权”的关系。多年来，许多鹰派政客和右翼学者一直高调散布有关“天皇崇拜”和“皇国史观”的言论，要使天皇再次成为“民族的中心、道德的源泉、文化的根基”。日本右翼教科书，公然把许多带有特殊意义的远古神话纳入其中，赤裸裸地宣扬天皇统治日本，日本是“万世一系”的神的国家。1989年2月10日，日本文部省发布了一个“规定”，重新要求全日本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每日早晨举行升“日之丸”旗，唱“君之代”歌的仪式。“君之代”的第一句歌词就是“君王的朝代，一千代、八千代”；“日之丸”是日本的军旗，也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标志。前首相森喜朗甚至公开宣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

　　其次，自由、平等、和平理念未能广泛深入人心，践踏和平法则、蔑视人权，宣传法西斯主义的言行大行其道。

　　《日本国宪法》规定：“日本国民期望持久的和平……国民对于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予以最大的尊重。”但是，由于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罪责未能得到彻底清算，近年来，右翼政客和学者打着“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幌子，为二战时日本凶残地剥夺亚洲邻国人民的生命和自由的侵略战争暴行“涂脂抹粉”，为严重破坏和平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喊冤叫屈”，迷惑和左右处于迷惘状态下日本选民的心态，导致日本政治发展严重偏离和平与进步的轨道。

　　再次，由于战后也一直没有对侵略历史进行彻底清算，因此，足以支撑自由民主制度的理性思维和精神一直未能获得发育和健全。

　　日本政治文化至今依旧缺乏对普遍法则的体认和尊重。在普通日本人看来，世界上不存在普遍性事物，宇宙间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原理和法则，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千变万化的现实世界。

　　任何一个现代化的民族都应该具有自我批判精神。战后至今，日本不仅一直未能对其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彻底的反省和道歉，许多右翼学者和政客甚至再次颠倒是非，把承认侵略诬蔑为“自虐史观”；认为以内容正确的教科书教育学生的话,日本国难免要被腐蚀、毁灭、溶解和解体；主张对侵略战争受害者谢罪“是对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感觉的总挑战”，是“思想犯罪”。由于日本文化自省精神的匮乏，进步的力量和和正义的呼声显得十分微弱。

　　最后，在日本民族的心理性格中，不鼓励特立独行和批判精神。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极端言行，不是全面审视和深入探究其本质和可能的后果，而是盲目迎合甚至支持，是近年来民意出现右转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一个超常重视“团队精神”的国家，重大和重要的行为都是集体行为，从而导致日本人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的严重匮乏。

　　日本政治文化的这一缺陷，在民众行为上的体现就是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容易专注于眼前利益而置长远利益而不顾。20世纪80年代末，在泡沫经济的支撑下，日本民族主义者的自信心恶性膨胀，石原慎太郎等人著书立说，强烈主张日本要向美国说“不”，得到民众的高度认同。但是，从2005年开始，石原摇身一变，死心塌地地投靠美国，开始对中国说“不”，又得到不少民众的拥护。今日许多日本国民的政治立场义无反顾地倾向于右倾保守，根本原因同样在于日本政治文化中“集团性心理”的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