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日本学刊》2010年第5期）  

　　编者按：近年的日本政局可谓动荡激烈。在一年前的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一举夺得308个议席，不仅在众议院实现了从自民党绝对稳定多数向民主党绝对稳定多数的大逆转，而且在日本开了两大保守政党之间通过选举实现政权轮替的先河。但仅在十个月之后，踌躇满志的民主党就在参议院选举中惨遭重创，失去了在参议院中已保持数年的多数优势，从而使民主党联合政权不得不直面应对“扭曲国会”的困局。于是，在民主党参议院败选的背后藏有哪些玄机、“扭曲国会”下的民主党联合政权在内外政策上将做哪些调整等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对此，本刊特约请李薇、张伯玉、高洪、林晓光、冯昭奎、吕耀东、吴怀中等学者撰文发表看法如下，以飨读者。

李薇：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失败的原因分析——税制改革的角度

　　2010年6月初接过首相职务的菅直人首先要面对的是，民主党是否能够因鸠山引咎辞职而得以恢复支持率，以及如何赢得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的问题。为此，菅直人必须妥善处理三大问题：普天间基地搬迁、“金权政治”、挽救国家经济。在6月11日的施政演说中，菅直人特别提到了鸠山和小泽已经以辞职的方式“承担了责任”，“平息了事态”，提出要继续推动民主党既定的行政改革，重建经济、财政和社会保障，开展有责任感的外交与安全。从内容看，菅直人似乎把重点放在了实现经济增长与改善财政状况上。在组阁后的半个月内，菅直人已经把提高消费税确定为民主党的参议院选举竞选公约内容，并在6月18日的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将参考自民党提出的将消费税提高到10%的建议，制定超党派的税制改革法案。6月22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组织的公开讨论会上，九个政党党首就是否提高消费税问题展开了辩论。同一天，日本内阁通过并公布了“财政运营战略”，政府的税制调查会也发表了《税制改革讨论的中期整理报告》。前者指出了财政目标，后者则整理了增税的计算方案。根据“财政运营战略”，日本拟在2015年将财政赤字减少到2010财年的一半，在2020年实现平衡。根据税制调查会的计算方案，如果“慎重估计”，以1%名义GDP增长率计算，2015年达成目标的缺口为5万亿日元，2020年缺口为22万亿日元；如果“乐观估计”，以3%名义增长率（实际增长2%）计算，2020年达成目标的缺口为14万亿日元，因此，即便能够实现1%~3%的经济增长，也不可避免地要提高消费税，以10%消费税率计算，2020年因此项税收可增加12万亿日元收入，但缺口仍有10万亿日元，因而存在从10%继续逐步提高消费税的可能。

　　菅直人内阁在提出提高消费税设想的同时，还提到降低企业税的可能性。对于菅直人的税改提议，经济界和财政官僚倒是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大和综合研究所理事长武藤敏郎认为，鸠山前政权的政策运营过于理想化，菅直人首相比较现实，三大政党同时提出增税，是前所未有的超党派合作机会。(《日本经济新闻》2010年6月30日。）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认为，可把增加的税收作为特别目的税收，设立社保特别账户，专门用于健全社保，以应对每年增长一万亿日元的社保需求。(《日本经济新闻》2010年7月1日。）新闻媒体在近20天的报道中，始终把提高消费税的讨论放在了头版头条，很好地配合了菅直人内阁的舆论策略。

　　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没有达到过半数的预期。究其原因，有人归结为提高消费税的竞选方案所致，理由是增税乃选战前最忌讳之做法，民主党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笔者以为，其深层原因是选民对民主党不能兑现竞选承诺的不满以及对其执政能力的怀疑。理由是：第一，从后来的民调结果看，民众普遍认为提高消费税是无法避免的，因此选战失败应当有其他原因。第二，日本民主党有充分的国内外理由将话题转移到健全财政问题上。在国际方面，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日本因国债对GDP的比例过高而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提醒；在国内方面，一改以往朝野在税改问题上的对立，主要三党可在同一方向上营造协商氛围。如果民主党很好地运用这些机会，可以有效地把视线转移到财政问题上。遗憾的是，民主党既没有一个善于阐述主张的严密的组织系统，也没有在如何执政的关键问题上达成全党一致。鸠山执政的八个月已经暴露出民主党对于执政还没有做好准备，而菅直人上台后为了淡化人们对基地问题和金权政治问题的注意力，提出了税制改革话题，却由于未能思考成熟而在操作上过于草率，再次显现出执政能力不足的缺陷。因此，选民对民主党近一年来执政表现的失望和对其执政能力的怀疑，是导致民主党参议院选举失败的根本原因。（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张伯玉：参议院选举后民主党的政权运营与国会斗争

　　2010年7月日本参议院选举后，执政的民主党虽保住了参议院第一大党（106席）的地位，但即便加上执政联盟伙伴国民新党的3个议席，仍未能获取参议院过半数议席（议席总数242）。目前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为306席，虽占据众议院议席总数（480席）的过半数议席，但尚未达到占据众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席数。这意味着，民主党及其政府所提议案如果在参议院被否决后，就难以以众议院三分之二多数再次表决通过。众参两院的此种结构可能要持续到2013年。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的政权运营将处于不稳定状态中。

　　为稳定运营政权、顺利通过各项议案，在自民党、公明党、“众人党”以及曾经的执政联盟伙伴社民党等在野党中，哪个政党会成为民主党“青睐”的下一个合作对象？

　　（一）民主与自民两大政党组成执政联盟的可能性最低

　　民主党在此次参议院选举中的“败选”，使政界重组的话题再度热议起来。但是，目前看来，民主党和自民党两大政党组成执政联盟的可能性极低。当然，这并不排除两大政党就某项议案达成共识，实行推动议案在国会两院通过的“特别联合”或“部分联合”的可能性。

　　（二）国民新党在联合政权中的影响力骤降

参议院选举后，国民新党代表龟井静香对社民党展开了积极攻势，呼吁两党在众参两院结成统一会派。如果社民党答应与国民新党合作，则在众议院的政党势力分布中，国民新党与新党日本的4个议席加上社民党与市民联合的6个议席共合计为10席。民主党与无所属俱乐部的议席共为306席。如此一来，民主党、国民新党执政联盟在众议院的席位则增加至316席，除缺员3个席位和1个议长席外，这一议席数正好确保执政联盟在众议院再次表决议案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显然，龟井代表呼吁社民党组成众参两院统一会派的目的，是在众议院再次表决议案时掌握“关键少数”的主动权。

　　可是，在参议院的政党势力分布中，即使加上社民党和护宪联合的4个议席，执政联盟的议席也不过113个议席，未达参议院过半数席位。

　　由此可见，国民新党欲想掌握“关键少数”的努力依然是有限度的，其影响力因未能帮助民主党掌握参议院过半数议席而显著降低。

　　（三）“众人党”影响力凸显，但尚不能占据“关键少数”政党的位置

　　2009年成立、自诩要成为“第三极”的“众人党”，在此次参议院选举后，拥有11席，成为在参议院拥有提案权的政党。在此次参议院选举中，渡边喜美代表毫无顾忌地攻击菅直人首相，在选举后，他主张可就具体政策与民主党合作，但多次表示不会成为民主党的执政联盟伙伴，并坚持推动政界重组，坚信政界重组必至。

　　就“众人党”在众参两院所占席位来看，即便渡边代表愿意与民主党、国民新党组成联合政权，三党参议院议席总数仍不足过半数席位，众议院议席总数亦不能确保三分之二多数。由此看来，目前该党对自己的定位还是恰当的。

　　（四）公明党“关键少数”地位依然无“党”可以取代

　　目前，公明党在参议院拥有19个席位，在众议院拥有21个席位。如果民主党放弃将邮政民营化重新评估法案的通过视为最优先事项的国民新党而联合公明党的话，则民主、公明两党议席不仅能够达到参议院过半数席位，且能确保众议院的三分之二多数席位。公明党的“关键少数”地位依旧岿然不动。

　　就具体政策而言，公明党与民主党联合执政也存在可能性。作为公明党招牌政策之一的儿童津贴的扩充，与民主党的儿童津贴政策有重合的部分。在邮政民营化问题上，公明党采取的推进重新认识邮政民营化问题的路线，与民主党的重新认识方针也有不谋而合之处。

　　虽然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在参议院选举中声称给“民主党亮红牌”，并多次否定与民主党联合。然而，在选举后的参议院议长人事变动中，山口代表所作“应该建立由第一大党选出议会要职的原则”的发言却颇耐人寻味。

　　2010年7月14日，《读卖新闻》山梨县版刊登了一则值得关注的报道。参议院选举投票现场调查结果显示，约两成的公明党支持者将选票投给了民主党参议院议员会长舆石东。同时，总务省公布的“第22届参议院议员选举结果调查”则显示，在山梨县的比例代表投票中，公明党的得票数为36745票，与上届参议院选举中21431票的得票数相比，增加了17倍多。因此，有媒体推测，民主党和公明党之间在山梨县有“选举联合”的嫌疑。“选举区投票给舆石东，比例区投票给公明党”这种具体的投票行动是可能的。从舆石东与公明党的“良好合作”关系、舆石东被第四次选为民主党参议院议员会长，以及山口代表关于参议院议长人事的发言来看，未来民主党和公明党联合的构图越发明显。

　　实际上，从山口代表批判民主党政权的发言来看，其批判矛头直指菅直人政权。言外之意，如果不是菅体制，公明党也可以与民主党联合。对于民主党代表选举，可能没有比公明党更关心该选举的政党了。

　　（五）“部分联合”前景不乐观

　　在2010年9月14日民主党代表选举中，菅直人首相看似“完胜”：以721点对小泽一郎前干事长的491点。但是，民主党众参两院国会议员对二人的支持几乎难分伯仲：200人支持小泽，206人支持菅。这对菅首相如何领导民主党以及民主党的国会运营是一个极大的牵制。也就是说，民主党代表选举后，菅首相看似党内支持基础加强，实则今后党内运营压力加大。

　　理论上，菅直人首相任期应该至2012年9月。菅首相能否任期届满，还取决于其在党内的运营能力以及国会运营能力。目前来看，菅首相的政权运营状况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公明党同民主党组成执政联盟的可能性较低。因此，菅直人首相的政权运营仍处于不稳定状态，国会扭曲结构依然难以改变。菅首相可能会以“部分联合”来突破“扭曲国会”的限制，就具体政策与其他政党合作。

　　总之，民主党代表选举后，从政权运营、国会斗争的层面来看，等待菅直人首相的，不仅是“内忧”，还有“外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高洪：参议院选举后的自民党走势

　　从民主党上台到参议院选举的这十个月，新老保守政党在置换了朝野位置后均未能很好地完成政治过渡期的“角色转换”。于是，日本政局出现了“一个最像在野党的执政党同另一个最像执政党的在野党对垒”的讽刺局面。2010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为这种过渡期打上了终止符。选举结果差强人意的自民党，终于开始了作为在野党的政治历程，并在自身的政策、策略走势当中得以体现。

　　（一）自民党痛定思痛后的复权之路

　　回溯冷战时代，自民党曾以“万年执政党”自居。虽然在1993年经历了短暂的下野，但还是凭借老大保守政党的威势和经验很快夺回了天下。然而，时过境迁的2010年，下台已近一年且经历了参议院选举的自民党，是否也“变身”为真正意义上的在野党，并开始了卧薪尝胆地夺回政权的征程呢？

　　首先，2009年的众议院选举对自民党造成了党势上的重创，导致了执政党更迭。无论是众议员数量锐减至118席的规模，还是大佬级人物纷纷隐退或出走，都使这个几乎连续执政了半个多世纪的保守政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痛。元气消损后在自民党只能用“温补”来积蓄精力，这就决定了温和稳健的谷垣祯一走上党首位置，并且执行的夺权战略也必然是一种稳扎稳打的方略。

　　其次，自民党毕竟是政治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老大政党，而2010年7月份的参议院选举战绩可谓差强人意。于是，相对于民主党在参议院的落败，自民党似乎看到了复归执政地位的微小希望。进入自民党的网站，可以看到很多立志与自勉的政治口号，譬如“履行在野党职责，决不容许民主党的暴政”、“请再一次信任自民党的经验力量”。谷垣总裁还引用《孟子》“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名句，鼓励党员不畏艰难险阻，积极投身推翻民主党政权的奋战中。网站上，批判民主党政策的攻击性文章也比比皆是。

　　下台后的自民党因不必再为国家谋略，所以，展现出不少“本色”。2010年，自民党内有几十名议员参拜了靖国神社，连执政党时期以温和、“亲华”（至少是“知华”）著称的谷垣总裁本人，也为了得到神道界、战争遗属的支持，继2009年拜鬼后再度参拜。

　　（二）自民党的新烦恼——党内人才匮乏与党外新势力崛起

　　显然，自民党的复权之路也充满困难和坎坷。这倒不全是因为推翻民主党的目标遥遥无期。天下尽失后党内重量级人物和势力纷纷退役或出走造成的人才缺乏，以及第三极政治势力崛起后不肯轻易与自己进行在野政党联合等问题，正从内外两方面困扰着今天的自民党。

　　首先，作为自民党面对的最大问题，“人才荒”在一定程度上羁绊着党在组织斗争中的手脚。一方面，政权丢失后，很多过去戴着大臣、副大臣头衔或执政党内的各种委员长、本部长光环的显赫政治人物顿失所恃，低调甚至委屈地龟缩到自民党内担当一个职务，出现了昔日的大臣作党内部局副职的尴尬安排。另一方面，党内少数新人利用政治世家背景脱颖而出，填补了老一代政治人物离去所留下的党内权力空间。例如，麻生败选后与谷垣竞选总裁的河野太郎，虽未如愿倒也凭借过去的经历与家庭背景，当上了党内炙手可热的国际局长。2010年参议院选举后，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健次郎在党内和社会上的人气快速飙升，仿佛要再次演绎出乃父当年的情景。这位自嘲“经常热度过高”的小泉健次郎，虽为“80后”的政治新人，却以“意志是道路的基础”自勉，艳羡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那早早实现组织抱负的人生，曾不惜每天只睡四个半小时，现任自民党青年局次长一职，其风头甚至盖过了谷垣党首。

　　其次，在目前的日本政局中，得到民众青睐的既非民主党，也非自民党，而是所谓“新老保守政党之外的第三极”。其中，2009年初从自民党中扯起叛旗组建的“众人党”（亦作“大家的党”、“众人之党”），在渡边喜美领导下，其在参议院的席位从1席一举抬升至11席，并因此得到前任国土交通大臣前原诚司等民主党内青年政治领袖的重视。显然，第三极的崛起不仅瓜分了自民党和民主党的选票，也在选举后的政治斗争中夺走了自民党攻伐民主党的政治风头。加之，民主党内存在前原等人希望与渡边喜美合作的呼声，虽然同为在野政党，但“众人党”不会与自民党深度合作，甚至在很多方面被视为自民党的潜在对手。

　　（三）民主党“政策回归”后自民党当归向哪里

　　随着鸠山内阁到菅直人内阁的更迭，民主党政权在内政与外交诸多方面出现了一种“政策回归”的趋向，用资深政治评论家森田实的话说：“民主党开始向自民党方向转变，菅直人政府越来越像安倍时期的自民党政权。”民主党的回归态势，让日本主流社会松了一口气：初掌国政权柄的民主党终于“按牌理出牌”，开始有些执政党的作为了。这种情况无疑是给自民党出了一道道新的难题：一个在野党拿什么体现自身特色，如何面对国际政治环境，怎样争取民众支持？

　　就内政而言，西方两党制模式在日本社会中“水土不服”，接下来的政治局面，要么是民主党变成“第二个自民党”盘亘在政治舞台中心，要么政治舞台上乱象环生继续走马灯似的过场戏。而作为国际背景，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听命于自己的日本，假如民主党能够继续目前的“政策回归”，显然是比自民党更能贴近美国的需要。对中国来说，至少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民主党的态度好于自民党，遑论自民党接连拜鬼的表演。更为本质的第三点是，自民党长期执政时造成的积重难返的政治难题犹存，如果自民党不能脱胎换骨，日本国民“宁愿选择第三极也不选择自民党”。

　　显然，上述问题直接关乎自民党究竟能否“咸鱼翻身”。笔者认为，无论今天日本的政治形势还是国际大环境对日本的影响，都不利于自民党在短时间内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其实，自民党也不必急于“咸鱼翻身”。《老子》里有言：“治大国若烹小鲜。”道理很明显，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很忌讳无休止地翻云覆雨般搅动的。尽管自民党寄希望于早日发动下一场大选以打败民主党，但是，倘若自民党的领袖们真正爱自己的国家，就当把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置于党略党利之上。因为，若想真正获得民意支持，单纯靠“推翻民主党”的权宜目标还是远远不够的。经过这么多年政治舞台上走马灯般的折腾，日本国民早就看明白了一个道理：“政客只关心下一场选举，唯有真正的政治家才能关注下一个时代。”（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林晓光：民主党执政成败与代表选举

　　民主党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在2009年9月上台执政，开创了战后日本政治的新时代。一时间，中国部分媒体和学者对此颇为重视，“从此确立两大政党制”的论断不绝于耳。无奈花无千日好，未几，鸠山首相因未能妥善处理冲绳美军基地问题而黯然辞职，而接任首相的菅直人还未曾过完新人的“蜜月”，其支持率就直线下降，导致在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一下子丢掉了10个议席，从而再一次出现了执政党控制众议院而在野党在参议院占多数的“扭曲国会”的局面。由于民主党在众议院并未掌握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席位，因此不具备以众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再次通过被参议院否决之法案的力量，只能通过纵横捭阖、妥协让步来求得在野党的合作，其政治运营的难度和成本必将加大，从而使民主党面临严重的执政困境。

　　出现这样的政治局面，是受到国内社会环境恶化、经济低迷、政治动荡以及国际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但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民主党作为执政党在执政能力方面的诸多不足。

　　（一）缺乏将理念转化为政策的战略设计能力

　　民主党提出的一些政治外交理念本身并无错误，如“友爱外交”、“市民社会”、“政治民主”等，符合日本发展乃至国际社会的一般价值理念，也得到了日本国民的认同。“友爱外交”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对外关系，实际上是战后日本“和平外交”理念的发展，符合日本作为和平国家与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和平相处的利益需求。但是，由于民主党政府从未进一步阐述“友爱外交”的内涵，更没有将这一理念贯彻到日本的对外政策中去，因此很难看出民主党内阁的对外政策行为怎样体现了“友爱”的精髓，并促进了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进展。国家战略局的组织制度设计不错，但并未发挥出战略设计的实际作用，至今未能提出一个国家发展战略。

　　（二）政策执行能力不足

　　一个政府，即使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也需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比如在外交方面，需要通过访问、谈判、协商、交涉、沟通、签署文件、发表声明等方式或手段，将这一政策付诸实施，以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和国家利益。但是，民主党内阁过于强调和急于实现“政治主导”，把行政改革的重心放在剥夺官僚的政策立案权和压制官僚的决策功能上，而在冲绳美军基地问题上举棋不定、反复无常，既未坚定而明确地向对方表达意思，更未积极对话以寻求解决方策，以致把这一问题变成了压倒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鸠山首相因此挂冠而去。对此前车之鉴，菅首相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能继续施展一个“拖”字诀，推迟到11月以后再解决。或许，菅首相是要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再决定日本政府的应对之策。如果真是把本国最大外交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对方国家的政治变动上，这恐怕只能再一次说明：民主党在外交方面的智慧和技巧仍不足以应对事关国家利益的战略问题。

　　（三）对日本国情和国家利益缺乏清醒、冷静和全面的认识

　　日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振兴不景气的经济，但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并未提出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方针，上台后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只有空洞的目标，缺乏具体的政策措施。在一切为了选票的政治考量下，民主党用发放福利和大量许诺以赢得眼前利益，尽管实现了取自民党而代之的现实政治目标，但也给自己施加了巨大压力，上台后却发现许多承诺难以兑现，结果只能食言，减少儿童补贴的发放，因为不能完满兑现承诺而失去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

　　随着民主党代表选举日期的临近，党内的权力斗争也日趋激烈。菅直人首相上台后的党政人事安排，基本上遵循“去小泽”的原则进行。这固然是因为小泽政治资金丑闻缠身、人气大为下降而不得已为之，但也是菅直人内阁成立后一度赢得较高支持率的原因所在。但是，惯于在政坛呼风唤雨的小泽岂是自甘寂寞之人？虽然暂时忍气吞声，但一个多月后，小泽就乘参议院选举失败之机，公开批评首相。在菅直人表示谋求连任，并得到大多数现任党政要人的支持后，小泽更是积极寻找代理人出马竞选党代表，并与党内各派系密切协商，摆出一副与菅直人对抗的姿态。虽然菅直人在民主党代表选举中涉险过关，连任民主党代表，继续出任内阁首相，但即便如此，如何与小泽保持良好关系，合理分配政治权力资源，实现举党一致，仍将是菅直人首相无法回避的重大国内政治课题。在“人数＝政治”的日本政界，小泽集团所拥有的150多名议员的实力，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能忽视的。从民主党内的情况看，也许最大的问题是，在内阁改组的权力分配中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小泽派”和“反小泽派”。

　　首先，以个人为中心的“派阀政治”是自民党的痼疾，也是民主党批判自民党政治的着力点。如果标榜“清新政治”的民主党也沿袭自民党以个人为中心的“派阀政治”，那么，其取代自民党，得到选民支持的政治合法性何在？其次，以派系领袖而不是政治理念或政策主张划分政治集团，使政党的战略设计和政策执行依赖于个人上下其手的“密室政治”，不仅将严重损害政党的执政能力，也将大大破坏政党的政治形象和公信力。这样的民主党又何以面对曾经对其充满期待的国民？更严重的是，如果因为“小泽派”和“反小泽派”的划分而导致党员对立甚至分裂，那么这将是民主党的噩梦。轻者，党内成员意气相争、互相攻击，民主党在政治上的设计和执行能力大为下降，甚至把混乱延伸到国会和政府；重者，某些派别负气出走、另立山头，民主党失去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和执政权，再次沦为在野党。

　　总之，如果民主党不能利用今后三年之内没有重大议会选举的政治相对稳定的“黄金期”，在经济复苏、国民生活和社会安定等方面做出令国民信服、使国民受惠的举措，就不仅可能在三年后丢失政权，而且可能在三年之内就不得不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选举，从而对民主党的生存和地位构成重大的挑战和危机。从这个意义上看，说9月份的民主党代表选举将决定或至少是预示民主党的未来走向，也许并不为过。（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冯昭奎：从鸠山的理想主义到菅的现实主义

　　前首相鸠山曾说，日本外交的最大课题就是在美中博弈的格局当中谋求日本的国家利益。这意味着他有意要将日本外交的“基轴”从“日美关系”逐步转向“日本对‘美中’关系”。正如2010年6月初鸠山下台后美国学者评论的那样：“鸠山首相虽然失败了，但他短暂任期的意义比我们多数人想象的要深远得多”，“几十年后，人们将会承认鸠山创始了日本历史上不可回避的转折点，这就是循序渐进地坚定地重新定位日美关系，与此同时将外交政策的重点转向亚洲新兴国家”。但是，鸠山对内推进行政和经济改革、对美要求相对独立、鼓吹“友爱哲学”的内外政策过于理想化。“友爱哲学”与充满现实利益争夺的当今世界不合拍，再加上“政治与金钱”等问题，致使鸠山的高支持率不断下跌。他在对“美中”关系上操之过急，“动了真格”。在对美关系上，要求普天间美军基地搬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调查日美核密约、停止对阿富汗联军供油、要求美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对华关系上，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高调推出“东亚共同体”、与中韩首脑通过了《2020 中日韩合作展望》、否定了自民党已经拟好的本应在去年年底出台的防卫大纲计划。前首相鸠山在任的八个多月时间里，中日首脑在双边、多边场合会见了七次，是“中日首脑外交繁忙期”，而日美同盟也“漂泊”了八个月。鸠山的一系列外交行为，使美国认为要凭借本国高超的“软实力”和60多年来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的高度渗透，要像过去对付前首相田中角荣那样，让日本人自己把“不听话”的鸠山拉下马。

　　早在2000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指出：“如果美国被认为正在失去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领导者的地位，日本就可能与中国联手”，“从中长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サミュエル·ハンティントン《文明の衝突と21世紀の日本》、集英社、2000年、52頁。）美国的《亚洲2025》报告认为，今后日本面临三种可能性：（1）保持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2）独立扩充军备；（3）接近中国。当然，美国最期待的是第一种情况，绝对要阻止的是第三种情况。“为此，美国当前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强化与日本的正式的军事同盟，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日本早晚会接近中国。”“将驻日美军提升为美军在东亚地区的‘指挥部’，就是针对‘日本接近中国’的可能性的一种战略。”(中丸薰《気高き日本人と闇の権力者たち》、文芸春秋社、2006年、179～180頁。)2009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访日期间指责要求基地搬迁的鸠山政府“违背了日美军事盟约”，并严厉警告“日本与正在崛起的中国接近将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这种态度与美国的《亚洲2025》报告如出一辙。然而，鸠山却因为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发动的两场战争中陷入困境以及近年来发生的金融危机，过高估计了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进程，过低估计了美国捍卫其“领导世界”地位及其将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来对付中国的力量和决心。鸠山未经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贸然提出将普天间机场搬出冲绳县，触动了美国亚太战略的根本，结果导致其一系列理想主义政策的破产。

　　其实，日本对于日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多有不满。冷战后，在自民党政权之下，日本进一步加强了本是冷战产物的日美同盟关系，美国则对日本这个盟友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厉，以至于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当今，日本对美国的从属性甚至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的鸠山一郎、岸信介时代”。二战结束至今60多年，日本依然还是日本军事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是“美国在海外最大军事基地”、“五角大楼在海外最大弹药库和最大监听基地”。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有29个驻有美军及其军事设施，其中包括14个机场、9个军港，加上军营、训练场地等，美军或美军与自卫队共用的军事设施多达130多处。特别是仅占日本领土面积06%的冲绳县，集中了在日美军基地总使用面积的75%，冲绳百姓对于驻地美军的各种骚扰行为已经忍无可忍。因此，鸠山在基地问题上向美国叫板，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但是，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军事上的发展，日本媒体不断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美国也运用其“软实力”让日本民众相信“只有美国才能保护日本不受中国的军事威胁”，受日本媒体左右的主流“民意”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大大超过了对美国及其驻日基地的厌恶。在此背景下，菅直人首相吸取了鸠山失败的教训，从国家现实利益出发，抛弃了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基本继承过去自民党政府与美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同意美军基地在冲绳境内迁移。以亲美派为主的防卫省、自卫队则继续其多年来推行的以中国为主要假想敌的防卫战略向西南转移，确定了将在年底出台日本新防卫大纲，同时美日将在日本西南海域实施明确针对中国的军演，来为新防卫计划大纲造势。

　　在日本看来，中国是“经济崛起的中国”和“军事崛起的中国”的复合体。对于前者，菅内阁将高度重视，以经济优先，继承鸠山内阁的友华政策，并低调处理东亚共同体问题以免得罪美国。对于后者，菅内阁将高度戒备，为此虽然不会像自民党小泉内阁时期那样“亲美”，但基本上会继承自民党的“靠美戒（备）中”路线，对“美中”采取“军（事）经（济）分离”策略，以求达到“在美中博弈的格局当中谋求日本国家利益”的目的。（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吕耀东：参议院选举后日本外交政策走向

　　鸠山内阁的总体外交理念是，注重发展与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关系，强化日美关系，以“亚洲外交”的“外压”，谋求“日美同盟”内部的对等化。其目的不是在于重视亚洲与欧美传统盟友之间的选择，而是力求在两者的平衡中掌控国际事务的话语权乃至主导权，充分体现日本沟通东西方的桥梁作用。然而，鸠山内阁的外交实践证明，上述“平衡外交”的结果以失败告终，不仅鸠山由纪夫因未能兑现美军普天间机场迁出冲绳承诺等原因下台，而且，执政的民主党也由于内外交困失去参议院多数席位。挽回外交颓势，通过外交政策调整和稳定民主党的执政地位，成为其参议院选举落败后的重要任务。其外交意向主要调整为：放弃“平衡外交”，借美国全球战略东移亚太之机，修复、强化日美关系，以“道歉外交”“战略性地利用日韩关系”，加强“日韩信赖关系”为亚洲外交的核心，以“异质性”、钓鱼岛领土主权及东海等问题疏离中国，力求形成日美韩安全合作，就“天安舰事件”、绑架和核问题继续施压朝鲜。

　　（一）修复受损的日美关系成为民主党政权的当务之急

　　对于参议院选举落败后的菅直人内阁而言，直接面对的外交课题就是如何改善鸠山内阁时期一度冷却的日美关系。为此，它缄口不提民主党在众议院竞选纲领中所强调过的“紧密且对等的日美关系”，而是利用韩国“天安舰事件”导致的东北亚紧张局势，强调“日美关系是维持地区稳定的重要基础”。这成为日本修复、拉近日美关系的极好契机。一方面，按照《日美联合声明》做出让步，选定冲绳县名护市边野古为美军普天间机场迁入地，化解美国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全球外交战略，两国计划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加强合作。日本政府计划协助重视伊朗核问题的美国，并加强日美在对朝问题上的合作，更有效地实施对朝伊两国的新一轮金融制裁。特别是，日本首相咨询机构提出的答询报告建议调整安保政策以应对“复合事态”。该报告从维持威慑力的角度出发，指出了美国“核保护伞”的必要性，强调“这和作为终极目标的销毁核武器的理念未必相矛盾”。关于集体自卫权问题，该报告指出包括拦截射向美国的导弹在内，有必要“灵活地进行解释或改变制度”。不久，日本将利用日美安保机制实行东海联合军演，表明了民主党外交政策的自民党化倾向。

　　（二）进一步强化日韩信赖关系

　　菅直人内阁坚持“为维护东亚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将进一步加强与韩国的信赖关系”的既定方针，进一步突出韩国在日本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加快构筑“日韩信赖关系”已成为民主党参议院选举落败后其“亚洲外交”的首要课题。

　　首先，菅直人内阁小心应对日韩领土纠纷。日韩双方为了克服历史问题，构筑友好亲善的关系，将2010年定位为日韩“友好百年的出发点”，就推动人员和文化交流达成一致共识。因为日韩两国都宣称拥有竹岛（韩国称独岛）主权，并鉴于8月29日是日本对朝鲜半岛实施殖民统治的“日韩合并”100周年，日本政府顾及韩方反应决定把内阁会议审议通过2010年版《防卫白皮书》的时间从原定的7月末推迟至9月以后。以对外关系为由推迟《防卫白皮书》的内阁审议时间，这种情况在日本极为少见。但日本政府并未改变在《防卫白皮书》中把“竹岛”表述为其“固有领土”的方针，而推迟审议只是菅直人内阁顾及韩方意愿的权宜之计。

　　其次，日本通过发表“首相讲话”表明要进一步解决日韩“历史问题”。8月10日，菅直人首相发表讲话，主要内容包括“对殖民统治造成的重大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切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以及移交主要以图片和文字方式记录朝鲜王朝时代祭礼和主要活动的文物《朝鲜王室仪轨》。菅直人的讲话基本沿袭了村山富市（1995年8月）和小泉纯一郎（2005年8月）两位前首相的谈话，并在此基础上表明，日本“违反韩国国民意愿对韩国实行的殖民统治，使韩国的国土及文化遭到掠夺，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他还强调：“将以诚实的态度正视历史。愿真诚地为过去犯下的过错进行反省。”对于目前的日韩关系，菅直人指出：“两国经贸关系和人际往来日益扩大，联系极为牢固。”他同时表示，“将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携手合作，发挥领导作用”，希望在对朝关系上与韩国开展合作。

　　再者，强调日韩的“同质性”与合作对解决朝核问题、实现东北亚的“和平与繁荣”极为重要。菅直人的讲话中提到，日韩两国“具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及市场经济等共同的价值取向，是最重要的亲密邻国”。讲话突出了对两国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这难免表现出排他性的外交特征。在被日本媒体问及此次“首相讲话”的意图时，菅直人表示，东北亚“这一地区的稳定将以日韩为基轴，再加上美国，共三个国家构成”。可以说，菅内阁加强与韩方合作，意在共同应对朝鲜。此外，除了在“天安舰事件”方面追究朝鲜外，在朝核六方会谈问题上，菅直人希望日韩要一致应对。日本不接受朝鲜把解除制裁作为重返六方会谈的条件，并表示将按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切实实施对朝制裁。日本还将要求韩国在“绑架问题”上加强支援。日本认为，日韩“双方均为美国的同盟国。即使互相有不满，但也共同承担着通过日美韩合作维护地区稳定的责任”。将于11月在横滨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日方希望把签订自卫队与韩军之间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作为议题。

　　（三）弱化日中关系在亚洲外交中的作用

　　执政的民主党一贯坚持修好日中关系的理念。但是，参议院选举落败后的民主党政权开始发难中国，凸显钓鱼岛领土主权与东海海洋权益等问题，依然是困扰中日两国关系的现实症结。

　  　首先，在坚持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连续性上，民主党表示继续坚持日中两国既定的“四个政治文件”，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尽管日中关系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但双方均确认依据2008年5月的《中日联合宣言》来强化“战略互惠关系”的总体方向。

　　其次，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执政的民主党继续表现出不同于以往自民党政权的姿态。菅直人首相明确表示内阁全体成员均不在“八一五”当天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开创了内阁全体成员不参拜的先例。一些内阁成员表示，“综合考虑周边各国的感情，首相、内阁成员应避免以公职身份参拜”，并对新建不带宗教性质的国立追悼设施持积极立场。

　　再者，日本认为两国间存在“军事透明度及东海油田开发等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中日两国围绕经济合作等话题开展的政府间务实交流日益加速，并且日本起用了经济界重要人士丹羽宇一郎出任驻华大使，加强对华经济外交，但是，两国只是在“环保”等以经济领域为主的诸多对话框架进行沟通磋商。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菅直人内阁完全继承和延续了自民党执政时期的强硬政策。特别是，在所谓“中国军费透明度”、钓鱼岛领土主权及东海问题方面，借美国全球战略东移亚太之机，美韩联合军事演习频频对华施压、升级。

　　近年来，中日两国国力对比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国际舆论下，中日战略共识与战略分歧同在，日本对华关系存在着一定变数。鉴于日本民主党主张日中既定的以追求共同利益为目标的战略互惠关系将继续发展的良好态度，两国通过战略对话，处理分歧，建立政治互信，将成为日后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

　　总体看来，民主党参议院选举落败后的外交政策缺乏建设性。一方面，民主党未能实现执政之初的外交战略目标，在对美国“对等外交”受挫后，随即放弃“平衡外交”，调整亚洲外交重点，采取亲韩疏华的策略，凸显民主党外交政策的短视及非战略性；另一方面，未能把环境、气候、能源等全球性民生问题作为其参与或主导国际事务的切入点，表现出缺乏把握战略制高点、引领全球性议题的外交能力。可以说，日本与中国、韩国、朝鲜和俄罗斯关系中的症结并未根除，问题依然存在，矛盾时而彰显。民主党执政之初提出的解决日俄“北方四岛”问题与“东亚共同体”构想前景渺茫。此外，民主党政权在如何打破朝鲜核及导弹问题、绑架问题的僵局上亦毫无头绪。民主党参议院选举落败后，菅直人新内阁的外交政策调整不仅没有缓和原有的矛盾，反而大有恶化周边关系的趋向。（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怀中：参议院选举后的日本安全政策走向

　　2010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造成了日本“扭曲国会”下的政治格局。这种情况下，事关国家安全的长远战略规划通常会受到某种影响（从理论上说，与立法有关的领域及事项会受到影响，如推进修宪和制定《自卫队海外派遣法》等，但可由发布政令和调整政策加以推动的部分当不受什么影响）。选举过后，随着日本制定新《防卫计划大纲》、日美磋商历史性的“共同宣言”、东北亚变局拉近日美韩距离等因素的作用，民主党的安保神经功能得以逐步激活，开始领悟执政党的“义务”，在基本防卫政策、日美同盟、对华安全关系三大方向上加快了向“现实主义”的回调，其动向值得密切关注。

　　（一）动向评述

　　首先，有迹象表明，民主党可能准备接过原“自民党路线”，突破若干防卫基本原则。民主党上台前后曾表示要重新审视并推迟自民党主导的《防卫计划大纲》修订工作，为此也成立了新的政策咨询委员会。然而，8月27日，该委员会向菅内阁正式提交的作为大纲修改基础的“报告”提出，应该部分重新考虑“集体自卫权”、“无核三原则”、“武器出口三原则”以及“基础防卫力量”构想等问题。非但如此，报告还力推主动安全的“和平创造国家”理念，倡议日本国家整体安全范式的转换。《朝日新闻》7月27日就此评论道：“（报告）基本沿袭了自民党联合政权时代的主要论点，且质疑被长期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这将是促使安全保障政策根本性转换的内容。”今后，民主党政权在多大程度上将此报告的内容吸收到新防卫计划大纲中去，令人关注。

　　其次，民主党正着手稳固和深化日美同盟，借重同盟的“威慑力”。鉴于前任之鉴，菅直人上台后力保同盟关系“稳中有进”。一是推动普天间基地搬迁，落实双边协议。据悉，菅内阁目前正在成立横跨各有关部门的联合工作班子，将基地搬迁与地方振兴挂钩，努力说服地方自治体，争取一揽子解决问题。二是着手准备在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时发表新的《日美共同宣言》，利用《日美安全条约》修订50周年之机，具体推动双边安全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为此，民主党政权正与美方紧锣密鼓地举行部长助理级的磋商工作。

　　当然，更令人关注的动向还是在对华安全政策的回调即重拾“中国威胁论”及明确相关应对措施的思路上。新的政策咨询委员会“报告”建议，改变自卫队的全国布防态势，强化西南群岛的军事部署和日美防务协作，以应对中国海军的活动。无独有偶，据说新《日美共同宣言》也要建议两国“共同认知中国威胁”及“革新双方军事合作”，提议推动新防卫合作以应对中国在东海的“军事威胁”。除此之外，随着东北亚局势动荡，日本在构筑“日美韩安保三角”方面也有不太消停的动向。日本共同社8月11日引文评论：菅直人的“日韩合并”道歉讲话是为了与中国展开势均力敌的交锋而“战略性地利用日韩关系”。对此，菅本人的说法倒也直白：“这一地区的稳定将以日韩为基轴，再加上美国共三个国家构成。在作出这一展望时，我发表了此次讲话。”

　　（二）趋向研判

　　1.以上种种迹象表明，较之大选前后的纲领和口号，民主党的安全政策有向“现实主义”回落的趋势。这一方面不排除民主党大选时许诺太满而需要回调，以及因为政局因素——菅直人（广义上也包括鸠山）自觉或不自觉地会从支持他的党内保守派或少壮派那里受到一些安保“再教育”和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民主党与自民党在关乎外交安全政策的“大政治”上没有（也不太可能有）太大的区别，在“适度强军、联美、防华、走出去”等大方向上，具有最低限度的共识。在此共识范围内，不论哪个党执政，都会相应地推动一些“基本政策”的前行或突破。

　　2.计入民主党的政策变量后，基本可综合出日本安全政策在未来的四种主流演变趋势。（1）是要适度整军经武，提高自身防卫能力，为此对各种束缚因素进行必要改革——在改革时间、程度和选项上有分歧，但已无主张一成不改的。（2）要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自卫队要走出去，同时要积极参与地区安全的机制建设和合作推进，但在使用武力、参与方式及目的等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3）要维持或强化日美同盟，但同时尽量在同盟框架内争取对等性或至少是主动权。（4）仍然对中国采取“两面下注”方针，在推动对话和协调的同时，不废（甚或加强）防范与制衡之功。冷战后，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一直对中国放心不下，这种势态与政权更替关联不大。因而，日本在其年底出台的新防卫大纲中仍然不会缺少一些特定的对华论调，近未来一段时期则会在东海这一战略方向上加大对中国的安全关注和防范。

　　3.目前还有一些尚难预断之处。冷战结束以来，虽然速度也许并没有如人们预料的迅疾，但在激进保守和渐进保守两种政治路线的交替推动下，日本客观上是朝着“军事正常化”目标逐步前行和靠近的。问题是，它的最终指向和演进局面究竟为何？是否在诸多回合的螺旋式起伏进程中，以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注定要到达传统意义上的、自我完结型的“军事大国”目标？还是在国际新形势（经济一体化、相互依赖和全球治理等）和日本国情（后工业社会环境下的经济及社会因素制约等），以及独特的制度规范与文化认同的合力作用下，能够自我进化成一种积极且健康的“和平主义”（这种“主义”将不同于纯粹意义上的“军事大国化”志向，也不同于以往自制而内向的“吉田主义”。其虽然具有外向性、进取性和国际性，但部分手段突破应是为了大义之目的，而目的是在与国际社会合作的基础上，运用日本的智慧和力量，推动解决全球问题和改善世界安全环境，在真正顾及人类安全的同时确保自我的安全和发展）？毋庸讳言，后一种局面才是世人期待的。（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璇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