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

　　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新的篇章，更多的国人开始把目光投向日本，开始全方位地研究我国的这个近邻。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研究随即掀起热潮，大批研究机构应运而生，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日本研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30年来，我国的日本研究通过广大研究人员的辛勤努力，涌现出了大批研究成果，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研究的轨迹及呈现出的总体特征　 

　　（一）改革开放以来日本研究的轨迹

　　30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同步进行的，是与中日关系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据每一时期主要关注点的不同，可以把30年来我国的日本研究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经济成功之谜”成为主要关注点的时期。十年“文革”后，中国百废待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和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营造的中日友好氛围下，改革开放的现实需求、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引发的诸多课题，使得中日关系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形成了加强对近邻日本研究的共识，掀起了研究日本的热潮。这一时期的日本研究，不管其专业是经济、政治、外交，还是社会、文化，其焦点都在于揭示“日本为什么经济上能够成功”。如经济上，揭示政府主导型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和以“三种神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为核心的企业管理模式的特征；在政治上，揭示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成功经验；在文化上，揭示以“集团主义”为核心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企业文化的特征，等等。总之，这一时期的日本研究，主线是侧重于研究日本经济，以正面研究日本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为主，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第二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是“日本政治右倾保守化”成为主要关注点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日本政治右倾保守化的日趋明显，使我国对日本经济成功经验的热情减退，对日本政治走向的关注度提高。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日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也由日本经济转向日本政治。针对当时日本一些右翼政客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开始有组织的为其侵略历史翻案的言行，我国的对日研究人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其错误言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驳。日本为何不愿彻底反省侵略历史？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焦点。其他问题则成为这一日本研究的副线。

　　第三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是“日本的挟美制华外交”成为主要关注点的时期。冷战后，日本政府仍坚持维护和强化日美军事同盟。1997年9月日美公布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9年4月日本国会通过相关法案，即“周边事态法”等。这一强化军事同盟的动向及其针对中国的意图，引发了中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日本的“政治大国化”、“普通国家化”以及中日关系的“重新调整”，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日本研究的焦点，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日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日本的外交方面。

　　第四阶段即21世纪初期是“日本民族性特征”成为主要关注点的时期。进入21世纪，随着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和日本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学术界和各界人士，逐渐对日本经济、政治与外交行为方式背后的总体民族特性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力图从总体上认识日本、认识日本人，这是当前日本研究的突出特点。这标志着我国的日本研究正在进入更加深入、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二）总体特征

　　1. 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日本研究以日本经济、外交等为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日本研究涵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越来越广，发展到政治、军事、科技、社会、文化、历史、语言等各个领域。目前对日本的研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研究。当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不同，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会不一样，关注点会有不同。

　　2. 研究深度不断提高。

从上述日本研究的轨迹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初期对日本经济社会的过度颂扬构成了日本研究的主色调；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日本过去的政治、文化、语言转向专业性的大文化的综合研究，转向揭示日本经济沉浮背后隐藏着的深刻矛盾，辩证地看待日本社会、经济变化以及客观地分析、预测其未来的发展。

　　3. 研究视野不断拓宽。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深入人心，禁锢人们头脑的枷锁不断被打破，我国日本研究工作者的思想活跃，学术视野日益开阔。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大潮中，对日本的研究已超越国别，将日本置于区域乃至世界的视野中研究。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成果，譬如，以日本国别研究为先导，系统、深入论述东亚历史与现实的学术著作不断涌现。

　　4. 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关日本研究自身建设的理论探讨逐步开展，研究方法的创新越来越重要。比如，在比较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鼓励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新的研究方法，即从事物的关联性中把握研究对象，提出了一些过去局限于各自学科未能发现的规律和新观点，学术气氛日趋活跃，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二  近年来日本研究的理论动态 

　　（一）中日关系受到空前关注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出任日本首相以来，以参拜靖国神社等强硬姿态挑起了新一轮的中日政治摩擦。反映这一现实，国内出现了围绕中日关系和对日政策的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关系研究的深入发展。

　　1. 如何认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1世纪初中日关系的新特点？

这一时期的大量论著认为：中日关系在国际环境、两国国内条件以及双方相互作用的变化下，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转折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中日关系在双边和地区两个层次上处于和平与竞争共存、共同利益与相互矛盾同在的状态；未来中日关系前景有友好、非敌非友、对抗三种可能性；我国的对日政策应以争取友好前景、防止对抗前景为基调；中日共同牵引东亚经济、推动区域合作是摆在今后两国关系面前的机遇和挑战。

　　2. 从民众心理、相互认知和舆论作用的角度分析中日关系的症结。

21世纪初中日关系的一大特点是两国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和民众情感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密切，其对两国政治、安全与经济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大。这一时期的大量论著，运用舆论形成、新闻传播、民众心理、相互认知等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最新理论分析了中日关系的上述新现象和新趋势。应该提到的是《日本学刊》2002年、2004年、2006年第6期分别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进行的三次“中日舆论调查”的结果和分析报告。这些调查表明，日本否认侵略历史动向猖獗以及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近年来中国民众对日本少有亲近感的主要原因。

　　3. 如何调整和制定转折期的对日政策？

　　2006年10月，中日关系以安倍成功访华为转机实现了转圜，打破了首脑互访与会谈中断的政治僵局。国内学术界为这一进程做了大量理论准备，为实现安倍访华起到了推动作用。安倍访华之后，如何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学界对此积极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二）日本战略走向成为一大焦点

　　1. 如何认识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动向？

　　很多论著认为，近年来，日本加快了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以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力量为后盾，走“以经促政”的发展道路；以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为基础，全面拓展国际政治空间；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重要目标，着力扩大国际事务发言权。大量论著对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目标的背景、进程、前景做了深入分析。

　　2. 如何认识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不少论著认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背景和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的初始国际背景，也有日本基于“岛国根性”的民族心理以及近代以来富有侵略性的政治传统，还有战后缺乏有效的国际制约机制的外部原因。一些论著以“新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新保守主义”、“民族保守主义”等概念界定当前日本的日益抬头的思潮。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关于当代日本民族保守主义研究的课题已经完成，该课题指出，当今日本政坛，“政党保守化”、“政治右倾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政治共鸣”，正汇集成一股强大的主流政治思潮——“民族保守主义”。这种民族保守主义已逐步取代战后以来由吉田茂倡导并实践的“重经济、轻军备”的传统保守主义（保守本流政治），对日本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它更成为日本主流派政治家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进而转化为保守执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实践，并引领着日本走向其憧憬和设定的“政治大国”目标。

　　（三）日本经济得到深入探讨

　　1. 日本经济为何长期陷于萧条？

　　一些论述认为，日本经济长期陷入萧条是由国内外诸多因素构成的，但日本自身结构改革滞后和调控政策失误，是其主要原因；日本企业存在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经济目标选择不明确、保守和封闭的经营策略、传统管理模式的局限性等等严重问题，制约了发展。

　　有些著述认为，自2002年以来，日本挣脱长期萧条步入复苏阶段，而日本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经济带动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在国际石油、资源涨价和美国经济减速的压力下，日本经济面临严峻考验。

　　2. 国际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一些论著指出，日本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极大冲击，经济出现衰退，而且这种负面影响还在不断扩大。日本经济从2002年到2007年经历了战后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扩张期后，从2007年11月开始就进入了周期性衰退，而且是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由于此次经济扩张是以内需主导开始，逐步发展为外需影响，所以当金融危机来临时，外需经济收缩引起企业生产收缩、最终发展成为内需外需共同收缩，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3. 如何认识中日经贸摩擦？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对外贸易增长远远高于日本，两国的经济发展差距明显缩小，两国经贸关系开始出现摩擦。近来，食品安全问题也已凸显。一些论著认为，中日贸易争端是由美国经济减速、日本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引发的。建议我国应尽快熟悉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善于运用国际规则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同时，企业应增强主体意识。

　　有的论著认为，面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日双方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力合作，加强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变压力为动力，把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学界还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

　　（四）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再掀高潮

　　1. 如何认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

　　有些论著认为，日本的现代化是成功的，具有后现代化国家的一般特征。但日本的现代化并非单纯的“西化”、全盘照抄照搬西方的东西，而是学习引进外部世界先进文明的东西，结合自己的传统和实际，建立集权主义专制统治，强力推进自己的现代化政策，是植根于日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之树干上嫁接西欧理性主义而结出的果实。

　　2. 如何认识日本人的民族性？

　　不少论著认为，对日本文化进行深层次研究，是日本研究的一个基础性的根本问题。要用科学的态度去深入研究日本文化、日本的国民性和民族性。只有这样，中日两国人民才能增进相互理解。一些论著系统地整理了迄今为止日本国民性研究的脉络，就今后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3. 日本错误历史观和其外交行为方式的文化根源是什么？

　　一些论著指出，小泉纯一郎等人为参拜靖国神社辩解的“日本文化特殊论”话语，其实是200年前就有人提倡过的、用来对内欺骗、控制和对外狡辩的依据；缺少哲学思想导致日本文化发展没有深厚的根基，“泛宗教意识”导致了日本社会价值的混乱，伦理精神的丧失则使日本经济缺少发展的精神动力；新世纪的日本文化面临着精神文化的反思与重建。一些论著对日本外交行为方式的深层文化背景做了探讨。有的论著，以“集团主义”和“町人根性”为例，分析了国民性、民族文化对日本外交政策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   处理好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关系，把日本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 

　　通过30年的日本研究实践，我们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想搞好日本研究必须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关系。有了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才能正确地把握事物发展的动态，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才能更加深入，才能提出独到的见解。而只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不关心现实问题，基础理论研究就容易脱离实际，失去活力，难以丰富发展。二者是互为促进的关系。近年来，国内各个层面对中日关系的关注、对日本情况的关心显著增强，由此形成的“需求”成为推动我国对日研究的重要动力。因此，处理好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关系，把日本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是广大日本研究人员的职责。

　　搞好日本研究，应该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而不应人云亦云。在研究工作中，我们需要吸收日本的研究成果，并将其作为我们提高研究水平的营养。但是，吸收不等于照搬照抄，更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分析。对于同一事物，立场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研究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现象，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分析与判断。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对日研究环境、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较为完备的日本研究体系业已形成，特别是在机构人员数量、成果种类、研究领域等量化指标上，可以说已名列世界前茅。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日本研究成果与党和政府、人民的要求尚有距离，还缺少具有理论冲击力、影响广泛的著述，也就是说传世之作、精品力作还不多，因此在研究质量、国内外影响以及学科建设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