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日本学刊》2008年第6期） 

内容提要：历史认识问题与价值理念的差异成为战后中日关系在精神层面的脆弱性的表征，它们交互作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中日关系，但又往往有主次之分。冷战后特别是近年，价值理念日益成为日本政府对中国外交的重要元素，乃至上升为“新基轴”、“新支柱”等战略高度。但福田康夫首相对此进行了反拨。与此同时，近代以来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行的中日两国的精神主脉，在福田任内，也有了更加积极意义上的历史性相会。福田致力于重构中日间的精神、价值大厦，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外交遗产。

关 键 词：精神要素 中日关系 文化交流 价值向度 历史认识 

一  中日关系中的“形而上”要素及其特点 

　  对于国际关系中的精神、理念、文化等这些“形而上”的要素，我认为它具有“亚位A性”的特点。所谓“亚位”，即人们一般总是把“政治”、“经济”等作为国际关系的首要要素来考量，而把上述精神、理念、文化要素置于次要地位，即在顺序上大体总处在“亚位”。但同时，人们一般也承认相对于政治、经济的易变性，精神、理念、文化等的作用则非一时一事，而是更具恒久性。并且，相对于政治、经济的表层性，精神、理念、文化等要素更能在深层次上发挥作用。也即精神、文化等的作用相对于政治、经济要素实际上具有某种超越性。特别是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世界越来越理性化，这就为精神、文化要素所能发挥的作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正是从以上意义，可以说它们具有一种“A性”特点。

　  具体到战后的中日关系，特别是中日两国邦交恢复以后的情形，上述观点中的“形而上”要素，可以具体化为三个方面：其一为深有渊源的文化因子成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处在非正常情况下时，甚至成为打破困境的最重要的工具。其二是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的对立或差异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深层要素。其三是基于人类社会的正义、公理等准则的对历史所取的态度，或曰“历史认识”问题。这一问题自身或由它所衍化的民族感情等，构成了战后中日关系的重要侧面。这三种要素或单独、或交互作用于整个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成为推动或阻遏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譬如战后的中日文化交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恢复邦交之前冲破隔绝之后的接续期、以冷战结束为大致分水岭的平稳发展期与新的探索期。特别是在第一阶段，文化交流可以说成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

　  首先，它对抚慰和融化因为半个世纪特别是自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始直至抗战结束这段充满血腥味的历史所造成的两国民众之间的心灵创伤和感情坚冰，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伴随着这一过程，则会自然生发希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强烈意愿，可以说它激发了一种原始的心灵的呼唤。而这正是其力量所在，也即它是任何一种外加的、强制的力量实际上都难以遏制的。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此仅以两例以见一斑。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日本，曾经刮起过所谓“李德全旋风”，即由李德全会长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民间使节团，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所引起的巨大反响。这次访问，从本质上说，是基于人道主义准则，以捐弃前嫌、促进中日和平友好为价值取向的一次“心灵之旅”。正如李德全女士本人所说：“代表团到达日本后，共参加了19次各界、各团体和各地方代表的国民欢迎大会和各种座谈会、17次宴会和茶会，并举行了13次记者招待会、播音和电视广播，对日本的广泛社会阶层诚恳地、详细地谈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关于中日友好的主张和愿望。……同时，代表团在一切场合中，反复说明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不念旧恶，说明中日间60年的战争历史已成过去，中日两国人民的责任就是使这种过去不要再重复，并应该努力使中日两国2000年的友好往来恢复与发展起来。……这一番话，在日本人民和日本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应和热烈的共鸣。”而“代表团所参观或游览的地方，到处都飘扬着欢迎的旗帜，到处都可以听到掌声和欢呼声。在东京，代表团所住旅馆的门前，欢迎的人群始终未断；在名古屋，欢迎的歌声彻夜地响亮；代表团抵达京都时，京都车站的欢迎群众就有3万多人”。日本朋友们说：“今天这里的喜悦情形比任何节日还热闹……大阪大学校长今村荒男说：战后，日本人民处在极其复杂而困难的内外环境之中，大多数的人们都是对中国抱着亲密的感情的。我们相信中日两国人民即使有政治主义上的不同，也可以互相握手共存共处，这是无可置疑的……”“日本的舆论界方面，《中部日本新闻》社社长与良说：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的访问日本，给日本全国以很大影响，给名古屋市民以莫大感动。……通过这次访问，使我们感到要求加强中日间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确实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同时也是目前的实际需要。”[1]

再如上世纪50年代中期梅兰芳和欧阳予倩率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演出，在日本同样引起了轰动。拥有2600个座位的东京歌舞伎座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甚至发生了倒卖高出票价数倍的黑票的情形。日本著名戏剧家木下顺二认为，这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原因。他指出：“如果对京剧公演的成功这件事稍稍深入地想想，首先就会发现这样的事实：梅兰芳先生在1919年、1924年访问日本演出以来，日本观众就对他有好感……欧阳予倩先生在1904年曾在日本留学，和当时日本的‘新派’剧有过关系，并且在日本的剧场演过戏……为这次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的来访引起了非常亲切之感的很大理由。”[2]同时，木下先生还认为：“这也是在战后日中两国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无形中逐步形成的结果。举大的事情来说，例如李德全女士等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的访日，日本学术代表团的访华，郭沫若先生等中国科学代表团的访日，日本歌舞伎剧团的访华演出，中国商品展览会在日本的展出等等。此外还有无数的日本各界的代表人士应邀访问过中国。……通过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的演出，日本观众重新强烈地感到了日中两国人民同文同种的历史关系。除了京剧美妙的内容和表现手法以外，还有一种可以叫做两民族共通的感情，把那广大的歌舞伎的舞台和观众席连成了一片。京剧这种艺术，这个时候是把两国间的‘国境’消除了。……去年，日本歌舞伎剧团访问了中国。当时在中国受到了国宾的礼遇，使剧团的人们深受感动；这个消息又由许多日本报纸杂志传给了日本人民，也使日本人民为之深深感动。日本歌舞伎剧团的访问中国，是接受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去的。但遗憾的是，现在的日本，不能以政府资助的国家规模来招待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结果是由民间最大的报社‘朝日新闻社’来出面邀请的。……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深刻地反省一下从前所走的道路。……我相信，如果真正要使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带给我们的喜悦和感动开花结果，最好的途径是早日促成日中两国邦交的正常化！”[3]可以说，这是上述结论的最好注脚。

　  其次，是文化交流活动与促进邦交正常化工作的直接、有机结合。如大家所熟知的被称为“王晓云旋风”的乒乓外交、“兰花外交”等都是如此。特别是恢复邦交前夕，孙平化率领的上海舞剧团的访日，除了文化艺术的交流之外，更直接为日本领导人来中国举行恢复邦交谈判进行了直航的试航工作。

　  正是像以上这样的大量的文化交流活动，在精神上、感情上为中日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奠定了基础。通过这样的渐进积累，最后水到渠成。

　  与第一阶段中日文化交流的特点明显不同，第二阶段的中日文化交流的重点转移到探究日本实现现代化的文化要素一面，也可以说深入了一步，具有学术色彩较浓的特点。特别是对两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两国的国民性的比较研究等，对于进一步推动并深化两国的关系不无意义。第三个阶段的文化交流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把亚洲——主要是东亚作为一个单位，来探讨其价值观，这与作为紧迫课题的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不无关联。尽管表现形式不同，无论哪一阶段的中日关系的发展，都可以看到融合于其中的文化要素的印记。 

二  中日关系中的“价值向度” 

　　通观战后中日关系的历程，特别是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发展，经济领域的合作构成了两国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是牢固的。即便在小泉时代两国政治关系跌入低谷、降至冰点，但经济关系依然热度不减。在安全和军事领域，虽然中国对日美军事同盟及其不断强化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在台海一线，但基于日本的和平宪法，以及战后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践，中日间在这一领域并未形成真正的对峙局面，也并未相互直接感到来自对方的真正意义上的威胁。中日关系的问题点，或者说是特点，即在于精神层面。具体来说，一是在于两国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方面的对立与分歧，二是所谓“历史认识问题”。它们使中日关系显现出某种“脆弱性”。

　　关于第一点，首先从历史上看，在与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密切相关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方面，中日两国老一辈政治家曾用高度的政治智慧，采取了“超越”的方式。譬如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如下的表述：“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4]也正是按照这样的原则，中日之间不仅恢复了邦交，而且还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使中日关系得到长足发展。但在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这些“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却并不是那么容易“超越”的。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在如上所说的中日邦交恢复的关键点上，以及直至冷战结束之前，日本在中日关系方面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不强烈。这一是缘于日本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的原创者，也就缺少了推广它们的执著性和原动力。另外，无论是哪种社会制度的设计者，都认为自己从制度设计到意识形态以及价值理念，不仅是社会正义、公平的化身，而且具有高尚的道德内涵。那么，当向他国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诉求时，自身应该具有高尚的道德也就自然成为一种逻辑要求。而当日本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时，历史的负罪感会使它对自己的道德资格不那么自信。正是主要由于以上数种原因，在冷战时期，特别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形式上的对立远超过实质上的对立。换言之，虽然在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方面的“超越”在操作上要比制度、体制方面困难，但由于日本毕竟是身在东方的“西方国家”，再加上中日间特殊的历史纠葛，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也可以说被自然限制在了最小范围之内。

　　但以小泉时代为过渡，特别是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意识形态主要是价值理念要素首次取代历史认识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焦点。也即，安倍在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上采取暧昧态度的同时，却又不遗余力地推行以“民主主义、法治、人权”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价值观外交”，并将其从战略高度，定位为日本外交的“新基轴”、“新支柱”。一时间，“美日澳印价值联盟”、“自由与繁荣之弧”等甚嚣尘上，给中日关系造成巨大阴影。

　　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是小泉内阁已经把与历史认识密切相关的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推向极端，使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了困境。安倍已不可能重走小泉的老路，重蹈其覆辙。另外，安倍作为战后出生的第一位日本首相，战争的负罪感已经淡化，再加上其奉外祖父岸信介为政治楷模，作为教育背景，其对西方的价值理念可以说是亲炙者。因而，挟所谓冷战西方获胜之余威，与欧美的新保守主义者相呼应，借“价值观外交”对中国进行软围堵，从而制衡中国，也就自然成为安倍的一种选择。而其立志任内修改和平宪法，是从硬的一面，即制度层面着手为实现其保守政治的目标而扫清障碍。这样的内政与前述外交战略相结合，目的是达到在遏制中国的同时，建成他心目中的“美丽的日本”之根本目标。

　　安倍对中国外交的这种战略思维，无疑是一种值得警惕的新的现象。它说明中日间在精神层面的价值观上的分歧，作为新元素，在未来的中日关系中的影响将会越来越突出。因为西方的价值理念在日本浸润日久，再加上现在占据着世界主流话语之地位，同时日本的新生代政治家对中华文明的内在更生能力缺乏真切的认识，他们对自己所秉持的价值观会越来越产生一种自负感，并在对中国的外交中自觉占据了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制高点，从而给中日关系注入了更加复杂的内涵，进一步深化了中日关系的“脆弱性”。

　　而对中日关系有着真切理解和远见卓识的福田康夫首相，甫一上任，便对此进行了反拨。他首先通过“回归古典”，从长时段来认识和理解中日关系。譬如他亲赴曲阜的“文化之旅”，就极具象征意义。通过确认中日两国曾经共同拥有的“精神家园”，意在说明今天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是可能的，因为本来就有牢固的文化基础。这种文化血脉的“共源性”，同时也是2000年来中日友好的历史得以存续的基础。那么，近代以来中日间的恩怨与此相比，毕竟是短暂的，也是可以“超越”的。即便从未来着想，这种“共源性”，也为东亚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文化和感情上的便利和可能。

　  众所周知的中日间的这种特殊的文化关系、两千年的友好传统，在福田这里再次被强调，也许难以有更多的新意。不言而喻，福田任内对中国外交的最具价值的遗产，还在于他对两国在精神层面的相异之处的理解和对应。2007年年底福田访华时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他强调：“把日中两国联系在一起的不单是利益和利害关系，日中两国是具有悠久交流历史的邻邦，不但有相通的文化及传统，而且也有在交流过程中形成的相互依靠的基础。”同时，福田接着还指出，两国“追求人权、法治、民主主义等普遍价值……很重要”。[5]像这样，福田公开、明确并直接向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中国倡议“共同追求”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普世价值，在战后的中日关系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我想是出于一种政治家的真诚和对中国的信赖。

　　近代以降，自福泽谕吉倡导“脱亚入欧”以来，中日两国在精神主脉上，可以说就已经分道扬镳。及至战后，这种情形也并未有多少改变。如前所言，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不同与对立，构成了中日关系脆弱的一面。而当其成为日本对中国外交战略的主要内涵时，它的负面作用就更加彰显出来。前所举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即证明它对中日关系所构成的深层困局。但是到了福田这里，可以说近代以来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行的中日两国的精神主脉，有了更加积极意义上的历史性相会。从福田的整体想法来看，两国在这方面并不是简单地遵循“求同存异”原则即可，我认为他是想从两个方面来共构中日间的精神大厦。他在前述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还指出：“我认为对于深深地蕴藏于日中两国中的共同的基础、价值给予思考也是非常重要的。怀抱着这样的想法，同时也怀着让两国国民想到日中间的特殊关系——这样的心情，我这次将访问曲阜。”也即，首先充分利用中日间既有的“精神财富”，使其成为重构中日精神、价值大厦的基石。另外，对前述所谓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主义、法治、人权”等价值理念，福田认为两国应该通过深入交流，探讨其“合理内核”，对于其中的积极要素，应给予评价乃至“共同追求”。在这一过程中，努力寻求一个双方都能理解和接受的“阈值”，以期形成一种“价值向度”——借以求得逐渐地、最大限度地相互接近。

　　人们常常形容日美关系是靠两个轮子或者两条腿前行，即日美两国既有共同的利益，同时也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而以此比类中日关系时，则往往用“跛足而行”来形容。不言而喻，这是说中日间只是一种利益和利害关系，而缺乏共同的价值理念。按照福田的设想，打个未必完全妥当的比方的话，中日关系一足虽跛，但腿尚具形，也即基础仍在。若通过双方努力，在激活其固有要素的同时，植入虽具抗体，也可以部分地转生为骨质的新成分。经过不断的摸索和锤炼，使其恢复和不断生发新的活力，并日渐健全。只有到那时候，中日关系的脆弱性才能得以根治，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两国关系也才能走得更远。我认为这就是福田前首相理想中的中日关系。

　　其实，福田这样的对中外交理念，与中国方面是深相契合的。就中国而言，在构建和谐社会、特别是和谐世界的过程中，除了秉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及中华文明之上的价值理念之外，对于占据当今世界主流话语地位的西方意义上的诸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理念，应该怎样理解和对应，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所取的态度是非常明晰的，而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可以说集中代表了中国的观点。他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态，其合理内核往往是相同的，总能为人类所传承。各民族的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成果，对人类进步作出了贡献，应该彼此尊重。人类因无知或偏见引起的冲突，有时比因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可怕。我们主张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努力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入的文化交流。”[6]胡锦涛主席也曾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历史经验表明，在人类文明的交流过程中，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积极维护世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使人类更加和睦幸福，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7]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福田首相的前述理想，中国领导人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行动方面也给予了积极回应。如胡锦涛主席今年5月访问日本时，特意专程去了古都奈良，参观了象征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法隆寺和唐招提寺等。特别是他与福田共同签署了中日间的第四个政治文件，其中的中日两国“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8]——这在两国近代以来的精神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在价值理念领域所达成的共识，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

　　福田首相虽然因为日本国内复杂的情势而离开了权力中心，但他给未来的中日关系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特别是其深具远见和睿智的精神遗产。其中蕴含了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核心理念和关键要素，预示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根本方向。

　　然而，福田首相对中日关系的理解和因应，在战后的中日关系史上，却是一种特别的存在。换言之，它并非中日关系的常态。随着他挂冠而去，现在的日本政坛和中日关系重又恢复到“常态”。因而，过去中日关系中的一些“顽症”的复现，或曰其脆弱点，也就自然又进入人们担心的视线中。譬如所谓“历史认识问题”，即为其一。 

三  作为中日关系“精神外伤”的历史认识问题 

　　 对于许多当事人还健在、从而得以见证的中日间的那场战争的性质，应该并无什么疑难需要厘清和辨析。但事实上它却构成了战后中日关系的一种“精神外伤”，并成为“顽症”。其中，对中日关系带来重大冲击的，无疑当属靖国神社参拜问题。

　　 如果我们对此做一具体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它们都发生在日本自身或中日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而处在这一问题首尾的，即首次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曾根康弘和到目前为止以同样身份最后一位参拜的小泉纯一郎，他们的执政时期就具备这一特征。也即，战后的日本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力可以说接近峰值。恰当此时的中曾根康弘首相要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提出了日本要从经济大国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军事上的防卫费预算也首次突破作为“禁忌”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的一系列新举措之外，作为与此相呼应的一种精神上的特别举措，他开了战后日本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对中日关系造成强烈冲击。尽管此后他多次为自己的参拜行为辩解，并停止了正式参拜，但联系当时的情势，不难看出他之所以参拜靖国神社，原因固然并非单一，但主要还是由经济实力膨胀出的政治大国诉求需要精神支撑所致，是为实现他的政治大国目标服务的。而上世纪80年代后期，正逢日本发生历史逆转的前夜——巨大的五彩泡沫正在最后形成。炫目的光彩不仅使政治家误判了日本的发展方向，精神上也伴之以一度发生了迷失。

　　 待到本世纪初，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东亚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日两强并立的局面。自近代以来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颇有失落之感，再加上泡沫经济崩溃带来的挫折感，小泉首相利用日本国民在精神上陷入一时的迷茫而急于寻求出路的情势，通过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借以激发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恶化两国国民的感情，使中日关系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他还通过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以达到制约中国崛起之目的。

　　而近年，通过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中日间一些影响非常大的、与“历史认识”相关联的原则性问题或得到澄清，或有了明确的定论。如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演讲中，正式表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9]。而在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也有“日本在战后60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10]。

　　尽管如此，人们对今后依然存在由历史认识问题引发中日关系危机的可能性，抱有一种忧虑。而目前最具挑战性的，是在安倍内阁时期正式启动的修改战后和平宪法，已经进入法定程序。无疑，这是中日间的一个敏感问题。而现在的日本政坛，是麻生太郎与小泽一郎分别率领自民党、民主党围绕众议院大选正在展开对决。但最后胜出者无论是谁，在其任内都会直面修宪这一重大课题。如所周知，麻生曾是日本针对中国的所谓“价值观外交”的主要推手，主张天皇应该参拜靖国神社。如果自民党赢得大选，麻生真正执掌“日本丸”，可能会比他做外相时更多地从战略上来思考和处理日中关系，在政策上显现某种灵活性。但他根深蒂固的保守政治理念，在修宪问题上也会体现出来。而如果民主党获胜，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小泽一郎在处理日中关系时可能要比麻生谨慎，但其作为“普通国家日本”的始作俑者，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制度体现，无疑与修改现行“和平宪法”密切相关。所以，无论是麻生还是小泽最后胜出，包括“修宪”在内的与历史相关的敏感问题，仍旧有可能对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形成挑战。

　　换言之，“历史认识问题”、“价值理念”的差异等作为中日关系脆弱性的表征，并未消失。所以，在福田执政的蜜月期稍稍淡出人们视线的中日两国共同研究历史的进展，现在又重新引起高度关注，对其成果的期待感也变得强烈起来。虽然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还是个未知数。但不容否认，这一工作对历史认识问题的解决，无疑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人们怀着虔诚的心情，期待着今年该课题组将要发表的“最终报告书”。其实，相对于由两国政府主导的这一行为，在民间的层面，类似的研究已次第展开，并初步显示了这样一种做法的效果和前景。

　　譬如日本社团法人国际友好协会（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Association），自2006年以来，已经连续三年邀请中日有关专家，以民间的自由对话形式，就中日历史认识以及历史教育等问题展开交流活动，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笔者也曾应邀参加了这一交流活动，与本文主旨相关的、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以下数点。

　　首先，关于历史认识与价值理念。如所周知，昔日的夙敌、老冤家法国和德国在战后获得历史性和解，不仅“法德轴心”对欧盟具有特别的意义，而更具象征意义的是由两国共同编写的、“充满埋葬仇恨与历史和解意味”的历史教科书，于2006年5月正式进入各自国家的高中课堂。无疑，这不仅对两国的未来，也对整个世界和人类历史具有某种“昭示意义”。法德之所以能够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有两条特别重要：一是德国对战争进行了深刻反省，与纳粹划清了界限；二是得益于两国在战后所具有的共同价值观。此外，也即在精神层面以外，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政治互信”，以及在欧盟中共同发挥核心作用的合作，也是重要因素。反观中日，则注定要比法德走更远的路，从而更彰显福田首相对华外交遗产的特别意义，尤其是他对中日间重构精神、价值大厦的努力。

　　其次，关于对历史的“超越”。这里所要超越的历史，是在肯定“民族史”、“国家史”十分重要的同时，也希望能从更长的时段和更广域的空间来认识和理解历史。也即超越以上“民族史”、“国家史”的“地域史”、“国际关系（交流）史”、“文明史”以及“比较史”的导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仅从一国历史之视线的固定框架，会有不少无法解读清楚的领域，而只有导入地域或国际的视线，才能够更全面、更透彻地认识历史、理解历史、把握历史乃至超越历史。这对于中日两国超越近代以来各自的“国家史”、“民族史”中浓重的历史悲情主义，对于以悠久的中日友好传统，来超越上世纪那50年的不幸的历史，无论是在促成意识的自觉上，还是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都是不可欠缺的。也许，只有在这个框架内，才能有助于消弭中日关系脆弱性的顽症。　　

　　综上所述，历经两千年形成的中日间的文化关系，在战后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可以说始终发挥了正面的推动作用。借用100年前怀有振兴亚洲之梦的冈仓天心的话——“过去的影子预示着将来”、“任何树木不可能超越种子中包含的力量”，可知深植于历史和血脉中的中日两国的这种文化因缘，依然是推动未来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精神要素。而中日间60年的历史恩怨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认识问题”，无疑构成了战后中日关系的最大负面精神要素。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使之逐渐消弭的途径，即通过两国的共同研究，力求逐步缩小认识上的差距，而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促进相互理解。另外，在思考和处理“历史认识”问题的现实化方面，要力避其衍化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同时，提倡换位思考，对对方与历史问题相关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给予客观的评价。譬如对于日本成为“普通国家”及前述修改战后宪法等的诉求，对于中国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诉求，对双方的政治智慧和民族胸襟，都是一种考验和挑战。要言之，摒弃零和思想，超越历史，是必然的选择。在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方面，中日两国的巨大差异是一客观事实和现实存在，它们不仅给战后以来的中日关系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对于未来的两国关系也构成最重大挑战。加之它们与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相关联，所以双方都不可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对方。但对此并非无可作为，而且，福田首相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留下弥足珍贵的政治遗产。其实，中日间早在1997年就已经就“人权”问题进行平等对话。而现在，在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无论对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还是对人类的基本和普遍价值，双方所达成的共识，都有明确的表述。在此框架内，通过双方的合作，一定会取得积极的成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依然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在精神要素方面，更应付出艰苦的努力。

（作者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责任编辑：林 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