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日本学刊》2006年第1期）

　  内容提要：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顺应美国的对华战略需要，并服务于战后重经济、轻军事的国家发展总体战略。为了在周边构筑日本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供给地与产品市场，日本在台海两岸之间制造出彼此相互防范、敌对、竞争的局面，从中坐收两岸中国人争取日本之利。本文从国民党政权“以德报怨”对日外交的失败，分析日本对华战略的实质与特点，以及其现实影响作用。

　　关 键 词：“两个中国”政策  日台关系  双轨外交

20世纪60—70年代，池田及佐藤内阁推行“两个中国”政策，在台海两岸与日美两国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三国四方”关系，日本则从各方相互竞争和牵制中获取综合战略利益。

一　 “两个中国”政策的政治基础

日本“两个中国”政策的政治及思想基础，源于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以下简称日台）关系的奠基人吉田茂首相的战略设想。它将内政与外交相结合，兼顾台海两岸、日美及中美关系，成为日本战后对华外交和日美外交的重要依据。

1. 吉田茂的出发点是通过外交创造有利于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条件。他认为，德国在战后复兴中虽然遇到的困难远远大于日本，但其经济发展却超越日本，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即德国的自然与人力资源、邻国的优质钢铁及英法等国形成的购买力强大的欧洲市场。相比之下，日本不仅缺乏工业资源，而且东亚一带是购买力很小的市场，这是使日本复兴迟缓的原因。为了摆脱日本经济依赖美国的现状，吉田茂主张，应利用日本的经验和技术开发东南亚，运用外交手段从中国大陆获得自然资源与产品市场，鉴于东南亚各国及中国大陆能够提供日本经济所需要的外部环境，日本不宜采取敌对立场。

2. 日本外交的重点是“使中苏两国在国际政治上分离（detach）”，促使中国加入“自由国家阵营”。吉田茂断言，中国正在逐渐改变“隶属于苏联的态度”，“如果有办法使共产党中国的人们理解这些道理和实际利害，我认为使中国和苏联分离也许格外容易”。他认为只要让中国看到与西方合作的现实利益，就完全能够瓦解中苏关系。因此，日本应对中国采取以实际利益进行“引导”的政策。

3. 上述“引导”政策能够避免东南亚国家被共产主义“利用”，为日本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吉田茂认为，东南亚国家的生活水平很低，“最适于共产主义萌芽的温床。同时，亚洲的民族主义现在也面临着被共产主义乘机利用的危险。”“引导”政策不但能够稳定日本周边，也有利于日本外交。“努力改善自由国家阵营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是使各国承认日本外交优越地位的一个途径”，从而改变日本的战败国地位，获得经济与外交双重利益。[1]

 4. 否定美国推行的对华禁运政策。吉田茂说:“美国还没有达到真正了解中国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可以说几乎全盘失败了。”抗美援朝致使中美关系恶化到极点，极大地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我们同时必须承认，实行这种政策的后果只会使共产党中国靠紧苏联。”吉田茂批评美国错误地对华实行战略物资封锁，既不符合资本主义国家整体利益，对日本也有害无益。“与其如此，莫如使中国人认识到，同自由国家进行贸易是有利的；反之，同苏联的合作，从全局来看是不利的。从这种关系来看，美国对于共产党中国可以说正在执行一种相反的政策。”他期待美国对华采取“明智”的政策。

5. 只有日本能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引导”中国。吉田茂认为，引导中国开放市场，“不仅有利于共产党中国本身，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为了引导共产党中国采取这种门户开放的政策，只有依靠和中国同文同种的我国国民的力量”。他强调，日本要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和日中长期交流的历史传统，发挥不同于美国的独特作用。他认为，日本应利用“对于中国问题具有多年经验”的英国作为“调停者”牵制美国，日英美三国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一致态度。 [2]

吉田茂的战略设想企图达到三个目的:（1）促使中国加入“自由阵营”，消除共产主义“利用”东南亚国家的危险；（2）通过开发东南亚和促进中国“门户开放”，在周边形成日本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源供给地与产品市场；（3）利用英国牵制美国，由日本推行“引导”中国的战略，在与英美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创造令世界瞩目的外交业绩，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对于从被占领的战败国恢复国家主权的日本来说，只有独立发展国家经济、推行自主外交才算是实现了真正的国家独立，这是日本当时最大的难关和最根本的国家利益。

因此，日本在处理日台关系之初就为后来与大陆发展关系留有余地。1951年9月，日本与部分国家签署了《旧金山和约》，但在北京和台北之间选择何者媾和问题上举棋不定。“英国率先承认了共产党政权，而且印度、缅甸等许多亚洲国家也都步了英国的后尘。”吉田茂不愿按照美国的意图与中国台湾建交，“不希望彻底使日本同中共政权的关系恶化”。1952年4月，吉田首相基于三个因素[3]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日台和约》，但并没有将国民党政权视为全中国的代表。日本用该和约中的“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的条款，搪塞台方提出的统治全中国的“中华民国领土”的主张。

吉田首相再三重申:“这个和约是日本和现在统治台湾及澎湖列岛的国民政府之间的和约，我方虽然希望签订全面的和约，但此次签署的条约，并未承认国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政权。我每当遇到机会便对审议这个和约的参众两院阐明这几点。”[4] 1952年6月26日，他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表态说，“中华民国”不是代表中国的政府，重申将来要和中国大陆建立“全面的关系”，对台建交只是“其中的一步”，将来要与中国缔结“全面的条约”。吉田首相关于台湾“国家主权”的认定和日台关系的定位，为日后发展与大陆之间的关系预留了空间。在美国插手东亚国际事务的情况下，吉田茂根据自己的战略设想，为日本对华战略铺设了“两个中国”的轨道。台湾学者王光逖（笔名司马桑敦）30年前曾说，台日“从缔结和约、断交乃至今天所谓保持文化、经济关系的地下外交，都一直是循着吉田茂这两个中国政策发展而来的[5]”。

二  “两个中国”政策的形成及实施

　　日本制定“两个中国”政策的国内外背景是:（1）美国限制台湾“反攻大陆”，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美两国进行试探性接触。（2）日本民众发动反对日美修改安保条约的大规模国民运动后，政界及产业界企图用发展经济淡化政治的方法维持社会稳定。（3）日台之间经济关系发展缓慢，日本没有顺利进入台湾市场。1952—1959年间被核准入台的日本投资仅九件，合计100万新台币，七年来日台经济关系无大起色，日本经济界更加憧憬大陆市场。[6]（4）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要求得到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支持，美国维护台湾的“国际地位”愈发艰难，日本需要判断追随美国是否合乎本国的根本利益。（5）岸信介内阁敌视中国的政策导致中日贸易中断，企业界强烈要求恢复贸易关系。（6）中国可能在1961年秋季的联大会议上取代台湾，日本需制定新对策。

“两个中国”政策形成于池田勇人内阁。1960年12月19日，自民党外交调查会通过中国问题分科委员会主席松本俊一提出重新研究“两个中国问题”的提案，开始讨论制定“两个中国”政策。[7] 1961年3月17日，日本外务省提出了《日本的中国政策》，形成了对华政策的基本轮廓。1963年3月5日，外务省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统一见解》，日本对华政策基本形成。在台湾当局的强烈反对下，日本进行了部分修改。1964年1月，外务省制定了《应向中华民国政府说明的若干事项》。同年4—5月前，吉田茂首相以私人名义向台方发出两封“吉田书简”，最后完成了政策调整。

外务省在《日本的中国政策》纲要中，提出应确立“长期目标”:第一，站在特殊的立场上独自处理对华关系。“日本的公开立场是，由于中国存在两个政府，它们都是日本的邻国，所以日本应该顺应这一现实”。“由于日本所处的特殊立场，所以在处理日中关系时，也应采取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方式。”第二，强调日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差异”。“日本由于内外条件所限，不能采取刺激中共的政策。同时，对国民政府，日本的影响力也很有限。因此，日本的中国政策不得不以低姿态出现。”第三，否定美国支持“台独”的政策。美国“将台湾分离的具体政策”，例如“将台湾置于联合国的托管之下或在联合国的管理下由人民投票来决定台湾归属的构想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第四，明确提出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日本一方面要达到与中共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要“与国府维持现有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中共实行事实上的承认行为”。

外务省政策纲要的核心是，日本既不应该与美国一道支持“台独”，也不宜完全敌视大陆，在日台已经“建交”的前提下，要用与大陆政府签约发展贸易的形式，凸显日本“事实上承认”中共政权。即，维持日台关系现状，将日中民间贸易提升至缔结政府间贸易协定的新高度，建立没有政府外交“名分”的、事实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事实关系”，形成日本独自的“两个中国”政策。日本将通过在日美中（台海两岸）“三国四方”之间寻求“平衡”，与相关各方保持一定距离，即日本不执行美国封锁大陆的远东战略，也不满足其协助台湾“反攻大陆”的要求。不使任何一方满意或失望，保证日本既能从两岸获得经济利益，又能促使两岸相互敌对，竞相“争取”日本，从中坐收渔利。

该纲要称:美方对日本的做法抱以“顾虑”，如果台湾因此而与日本断绝经济往来恰恰使中共如愿。一旦日本与大陆交涉，中共就会端出诸如要求恢复邦交等“基本问题”，“使日本国内陷于混乱”。对日本的做法，美国不便公开反对，只是抓住日本惧怕国内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民众运动可能危及政权的心理，暗示日本得不偿失。外务省对此仅轻描淡写地表示“我们应当认真考虑美方的判断和见解”，证明日本在关乎本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未对美国言听计从。

关于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该纲要提出，如果大陆加入联合国，“日本要在向美国事先通报的前提下，与中共进行人员交流及扩大接触面。在稳定国内局势的基础上，与之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以渐次的形式与中共发展成事实上承认的国家关系”。“对于日本来说，至少在1961年秋天，中国不要加入联合国是比较理想的。”因为，如果台湾被驱逐，政府外交就将被国内“革新力量”全盘否定，“日本将面临来自国内外要求无条件承认中共、拒绝国府的压力。这样，日本政府不得不直面困难的事态，做出重大的抉择”。[8]所以，维持中国在联合国的现状符合日本当前利益。池田内阁不得不认真考虑岸信介内阁在国民运动压力下被迫辞职的前车之鉴，把维护国内政权稳定放在首要地位。

日本代表团1961年12月在联合国的活动，充分体现了上述的政策安排。日本将近期目标与长远目的相结合，同美国等联合提出议案，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规定为需要联大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重要提案，并反对苏联恢复中国席位的提案。日本代表冈崎胜男在大会发言中，大谈联合国不能忽视“两个中国”的“现实”，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大陆有效统治着六亿多人口”；“中华民国政府确实统治着台湾及邻近诸岛”。其次，日本表明承认大陆加入联合国的权利，承认“主张在联合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符合联合国会员国普遍性的原则”，不过，“全体台湾居民都强烈讨厌共产主义”。日本主张在37个成员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49个成员国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的正统政府”的情况下，“如果不极为慎重地考虑前述诸项事实，大会难免不被谴责为‘不现实'”。

日本认为，“这是个对将来带有重大冒险的极为重大的问题”，“必须以最大的慎重加以考虑”。[9]其意在既不开除台湾也给予大陆联合国席位才“符合现实”。日本代表的发言既为顺应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发展潮流留有余地，又对保留中国台湾的席位表明了支持，还以这个问题“带有重大冒险”为由，企图达到拖延联大审议、维持现状的目的。1962年11月，中日双方正式签署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廖承志和高硐达之助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及其附件[10]。三天后，池田首相对英国首相表示，将参照日欧贸易规模发展与大陆的贸易。[11]事实证明，无论在联合国还是在对华外交中，日本都在稳步推进既定战略和政策，高唱“反共”支持台湾，与美国保持政治外交协同一致，发展与大陆之间的半官方贸易关系，满足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

1963—1964年，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走向成熟。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

1. 从亲台到拉开距离。外务省国际资料部长1963年提出的《关于国民政府的对策》的报告，表明日本政府对台政策发生立场转变。对策建议日本适应美国对华采取“观望态度”的新变化，主动与台湾拉开距离，促进“两个中国”格局的形成。对策指责国民党政权“不顾自己偏居台湾一隅，却偏要主张自己是全中国的统治者”，台湾应把“放弃大陆的主权、在台湾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作为长远的目标”；强调应促使台湾“反省”其地位，“联合国成员中，大多数国家持‘两个中国'的观点，应该将这种观点用于向台湾施压”。但是，对策主张“日本不应插手此事”。虽然“日本也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但由于日本无论是与国府还是与中共，关系都太过于密切。如果插手这种事情，其影响及反作用力太大，必然要累及自身”。“作为日本来说，能够做的，最好是事先不露声色地给对方以这样的印象，即万一有什么事日本靠不住。”对策认为，“以前日台交往过密反而不利，才被国府粘上难以脱身”。因此，日本的对策是“应该对其敬而远之，千万不能上它的圈套”，“亦不应主动做出任何亲善之表示”。同时，日本“最好与中共也尽量疏远”，因为“中共最讨厌‘两个中国'的做法。而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实现‘两个中国'的格局”。[12]日本唯恐暴露其“两个中国”的意图，采取疏远各自主张“一个中国”的大陆与台湾的对策。

2. 进一步充实政策内容。1964年3月5日，日本外务省炮制出《关于中国问题的统一见解》，提出一个新政策目标和一个维持现状的原则。新政策目标是，如果中国加入联合国，日本将与中国建交。“如果能以圆满的方式给予中共联合国议席，那日本当然会考虑与中共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仅靠日本的力量不可能改变“国民政府和中共政权各自均主张代表中国主权而对立的现状”；因此，必须以联合国为中心充分讨论后“找到公正的解决方案”。一个维持现状的原则是“政经分离原则”:在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之前，日台仍然维持“外交”关系，“同中国大陆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维持贸易等事实关系”。[13]即日本将在联合国接纳中国后对华实现邦交正常化，此前在政经“分离”的名义下与之提升贸易关系，同时兼顾日台关系。同年8月，池田政府根据这个原则与中国大陆签订了大宗贸易合同，批准仓敷人造丝公司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这都是战后中日贸易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举措。日本企图以此使中国大陆一方对中日复交寄予希望，使台湾当局从维持现状的原则中得到安慰，继续维持日本对双方的优势。

3. 在台湾反对下部分调整政策。1963年9月以后，台湾当局对池田政府的对华贸易新举措、关于“周鸿庆事件”的处理等做出强烈反应。台方唯恐日本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提升为政治关系，先后使用撤离驻日“大使”停止对日政府经济采购的特惠政策、扬言“断交”等强硬手段，要求日本停止使用“国家金融机构”“对中共政权进行经济援助”。在此压力下，1964年1月外务省制定了《应向中华民国政府说明的若干事项》。并且，前首相吉田茂以私人名义向台方发出两封“吉田书简”，对台阐明调整结果。日本政策调整集中在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取消最初设定的“与中国缔结政府间贸易协定”的政策。“吉田书简”对台许诺，将中日贸易限制在民间范围，在年内不考虑通过日本输出入银行对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1964年4月19日，日本与中国签署《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硐办事处关于互派代表并互设联络事务所的会谈纪要》，同意进一步拓宽日中之间的交流渠道，同时也满足台方要求，不与大陆发展政府级贸易关系并设立政府代表机构。此后，中日贸易关系在佐藤内阁时期出现倒退，不再向中方出口成套设备。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虽然日本对台重申现在无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在《应向中华民国政府说明的若干事项》中列举了三种选择:“（1）日本与美国一起将不承认中共的政策坚持到最后；（2）当中共加入联合国时对其予以承认；（3）当多数联合国成员国承认中共时对其予以承认。”“承认中共”在日本外交决策中是主要选择。

第二，日本决定向台方通告:日台在“反共战略”上分道扬镳。关于台方一贯强调的“反共政策”，日本应该使台湾认清事实，即日本虽然在防止中共的影响和渗透方面与台湾立场一致，“但由于宪法制约及国情不同，日本难以实行与国府和韩国同等坚决的反共、灭共政策”；台方要求日本协助其“反攻大陆”，“日本表示十分理解和同情。但在如今这种和平与反战的气氛中，日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如果光复大陆需要以武力来实现的话，那么日本政府不得不表示反对”。

第三，日本应该使台湾认识到“日台新关系的基础”。“日本并非忘恩负义之徒”，但战争结束已近20年，出现对战争一无所知的年轻一代，“日本政府不可能仅以过去的报恩思想让所有日本人都支持国府”。[14]即日本要让台湾明白，日本在处理其与两岸的关系时，将不再考虑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之初实行“以德报怨”的“道德外交”因素，割断台日之间“施恩”与“报恩”的感情纽带，疏远台湾。

在此过程中，台湾当局强烈要求日方澄清“反共”立场。1964年3月，台方要求日本“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15]同年7月台“外交部长”沈昌焕又向来访的大平正芳外相表明:“我们难以接受两个中国或是与此类似的观点”。[16]“吉田书简”确认之后，在《中共对策纲要案》中增加了“日本反对所谓两个中国之构想”的字样。[17]然而，日本政府并未受此限制。佐藤荣作担任首相后，立即散布“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谬论，说“中国实际上分成两个”。[18] 1965年8月1日，通产相三木武夫在国会答辩时称:日中贸易将不受“吉田书简”的约束。此后，佐藤也在国会答辩说，“吉田书简”不过是一封私人书信，意即在原则上并不足以构成对日本外交的制约。直至1972年，田中角荣内阁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还与台湾当局进行非正式协商，提出是否有“分离国家”的道路，暗示“台湾独立”，结果又被台方以“与‘两个中国'有关”为由驳回。同年9月间，田中首相在夏威夷与尼克松总统举行日美首脑会谈时，又提出“以美国为顶点，日美台构筑三角关系”的“秘密设想”，希望美国为日台“继续保持朋友关系”进行斡旋。[19] 20年来日本推行的“两个中国”政策，遭到台海两岸中国人的坚决反对。

三  日本“两个中国”政策对现实的启示

日本关于“两个中国”的政策安排虽然在1972年告一段落，但基本战略意图并未因其切换外交轨道而转变，剖析其实质有助于认识当今日本的两岸政策。

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具有综合性和独特性。地缘政治战略与国际关系安排相结合，决定了战略与政策的综合性；在政治上不同于美国支持台湾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在经济上有悖于美国对华战略封锁；在实际操作上也与苏联承认东西两个德国并同时与它们建交的做法相异。这些因素形成了战略的独特性。其综合性与独特性建立在日本的“优势”之上，如经济技术实力优势、作为美国军事盟国的政治外交优势、不同于美国的地理优势等；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这一优劣态势至今依然存在。

“两个中国”政策的目的之一，是日本将各种“优势”转化为战略资源进行调控。日本向台湾提供政治外交资源获得其经济资源——这是台方维系台日“外交”的重要筹码。日本对大陆拓宽经贸之路，使大陆对通过扩大经贸关系缩短与日本建交的距离寄以厚望。日本则坐享两岸超出市场规律的经济利益。当然，出于对台政策需要，日本也舍弃了部分大陆市场的经济利益。“两个中国”政策的特点兼顾“三国四方”，不仅立足于日本的根本利益，而且维护了日美同盟关系。日本惯用两面手法:一面紧跟美国高唱“反共”支持台湾，在联合国内维持“中国问题”的现状，一面对大陆方面给予“事实上的承认”；一面力促在联合国内保留台湾席位的同时新增大陆席位，实现“两个中国”政策，一面做好“预案”在大陆取代台湾之际更替建交对象，同时做好多方准备。“两个中国”政策的后果是在日本与中日、日台之间形成于己有利的“三角关系”，在台海两岸之间制造出彼此相互防范、敌对、竞争的局面。日本则占据地缘政治优势，坐收两岸中国人拉拢自己排斥对方之利。正因为两岸的中国人都在反对“两个中国”，所以才会出现中国人之间的竞争:各自动用经济资源以赢得或维护政治外交资源，争取日方“承认”各自代表“一个中国”的地位。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建立在中国的分裂状态之上，这种状态至今尚未改变。

当然，两岸与日本之间的经济关系，对于各方都具有各取所需的互利性质。日本对台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并提供贷款，日台之间建立了互补型的经济关系。同时，日本作为台湾的“邦交国”，长期享用对台贸易的巨额顺差。日本不仅作为大陆市场的主要开拓者建立了双赢的贸易关系，而且也作为最近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国、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的近邻而受到重视。不过，其中也存在政治操作。台湾当局为阻止日本与大陆发展政府间贸易，而大打“经济牌”即是典型事例。不容忽视的是，台湾当局至今仍在沿用同一伎俩。

当前，影响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本文所谈及的这一历史不无现实启示意义。

第一，国民党政权“以德报怨”的“道德外交”基本失败。台湾当局将放弃要求日本战争赔偿作为换取日本承认其“国家主权”的重要筹码，却没有认识到日本不会为“报恩”而牺牲国家利益。这是海峡彼岸的中国人40年前亲历的教训。时隔60年，日本政府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放弃战争赔偿一事作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参考?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国家外交的应循理念，包括历史、道义等因素在内的“软实力”对国家战略的影响作用及其局限性，进一步理解“发展是硬道理”的深刻含义。

第二，两岸中国人各自为了维持或获得“代表中国”的地位，向日本倾注了大量经济及政治资源，无论来自台湾地区的巨额贸易黑字还是大陆提供的优惠贸易条件，都使日本大获其益。1972年以后，日本不但迅速抢占大陆市场，2004年对华贸易（包括香港地区）上升至其外贸总额的第一位。而且，日本照旧享用逐年增加的对台贸易顺差，20世纪60年代初为1亿美元，70年代突破10亿美元，90年代增至100亿美元，世纪之交高达220亿美元。[20]经济关系的发展为发展政治关系奠定了物质基础，无论对台湾还是大陆都是如此。中日相互经济关系虽然不能弥平战略分歧，但能够成为防止矛盾激化的重要缓冲。

第三，中国尚未统一的现实，没有改变日本过去与今日在两岸之间进行双轨运作即“官方”与“民间”、政府外交与“事实上承认”的原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可能凭借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实力和美日同盟的有利条件，在与两岸之间的“三角关系”中继续占据优势。因为导致日本综合战略优势劣化的关键，唯在于两岸中国人实现和平统一。

第四，台湾当局一直要求日本做出不同于美国的战略选择，支持其“反攻大陆”，为此甚至“默认”日本“收复”冲绳。但日本却仅停留在“反共”声援上，拒绝协助台湾与大陆武力对峙，甚至为推行“两个中国”政策而疏远台湾。而日本战后初期确定的和平发展道路，则是避免轻易卷入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根本保障。同样，我方期待日本做出根本不同于美国的战略与政策选择也是不现实的。因为美日之间并不存在原则性的政策分歧。日本政府虽一再重申不支持“台独”，但也不可能改变在两岸间实施“一边倒”政策。因为“两个中国”政策所形成的“三国四方”格局，仍然使日本处于最有利地位。日本对台进行50年殖民统治的“历史情结”，亦促使日本重视台湾对日本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性。

第五，日本“两个中国”政策至今阴魂不散。日台“建交”时，日本根据现实主义外交原则注重国民党政权统治台湾的事实，从未认定台湾当局代表全中国。同样，日本也没有公开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在中日复交联合公报中记载着日方“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正如日本在日台“建交”时为将来日中复交预留空间一样，日本实现日中复交时也不忘为将来支持“台独”预留“法理”依据。

过去，日本为了促成“两个中国”的格局而“疏远”“粘上日本”的台湾当局。现在，日本为了维持台海现状，并与美国一道将台湾问题列入日美同盟的“共同战略目标”，向大陆施压。日本在海峡两岸、美日同盟中的作用，已从“无为”转变到“有为”。

就目前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而言，日本正在协助美国加强对我方的战略威慑。日本在政治上既反“武统”也不支持“台独”，向海峡两岸同时施压；在军事上加强遏制台海武力冲突的战力部署；在外交上实行“接触对话”，力图维护台海现状，对我进行防范和遏制。同时，还应看到，台湾问题虽然是中日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但问题的恶化或改善主要取决于中美两国，日本并不是决定矛盾性质转化的主要方面。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日本的对台战略意图仍在于阻止两岸发生冲突及实现统一，而不是重新占领这个岛屿。我国《反分裂国家法》对于日本是否做出支持“台独”的战略选择具有重大牵制意义。况且，中日双方政治与外交资源的大小、经济潜力的多少、军事实力的强弱以及是否构成对己方的战略威胁等等，都是日方需要放在国家总体战略的天平上认真衡量、综合判断的主要因素。

总之，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中日之间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日本务须慎重对待之。同时，中日在台湾问题上不无改善关系的余地。日方主动提高战略意图的透明化，对于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因错误的战略与政策选择而恶化中日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2005—2006年度《日本学刊》优秀论文三等奖，责任编辑:张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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