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日本学刊》2006年第4期）

　　内容提要：“海权论”近年来在日本大有流行之势，《呼声》月刊最近登载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标本。其基本内容是刻意煽动“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对立，主张日本采取“挟美制亚”、“借船出海”的国家战略，从中透露出作者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胜王败寇”式的消极总结，对“美主日从”的日美同盟架构难以摆脱的心理依赖和神学式附会，对中国发展的莫名恐惧与无端仇视以及对21世纪日本生存之道的“战略贫困”。

　　关 键 词：海权论  海洋国家战略  大陆国家  日美同盟

　　 日本《呼声》（Voice）月刊2006年第4期刊登了松村劭的《海洋国家日本的军事战略——对照战史则防卫政策课题自然明了》（以下简称“海文”）一文。其观点，堪称近年来风靡日本的“海权论”的又一标本。本文拟以这篇文章为案例，对“海权论”在日本国家战略调整过程中的地位与影响进行追溯，然后对当前日本的“海洋国家”战略思路做一剖析。

一  “海文”制造“海洋”、“大陆”国家间对立 

　 “海文”立足于以下几点虚构之上：一是把各国分为“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二是认定这两类国家必然对抗；三是主张日本是“海洋国家”。基于此，“海文”呼吁日本要与以美国为首的“海洋国家”一起围堵中俄等“大陆国家”。

　  “海文”提倡，日本的国家战略应运用“海洋国家”战略理论，其优先课题是对付“大陆国家”的威胁，其第一原则为均势政策，其策略为“远交近攻”，其要点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日本应谋求建立类似美英关系的日美军事同盟。第二，位于重要贸易航路巴士海峡两翼的中国台湾省和菲律宾必须是“比中国大陆更优先的友好国家”，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也必须是与中国台湾省、菲律宾一样的“优先友好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有利于日本与东南亚岛国合作的强有力的同盟对象。第三，东亚大陆各国基本上是均势政策的对象，日本应尽量离间中俄，推动中俄战略对抗，防止中俄结盟。第四，朝鲜半岛和越南是日本与中俄之间的“缓冲地带”，日本必须联合美国防止中俄在该缓冲地带拥有军港、航空基地和（核）导弹基地。第五，中国在成为巨大市场的同时，还正走向必须加以防范的巨大军事国家。总之，日本的国家战略应是一种“西太平洋战略”，应通过以上措施而作为西太平洋海上强国再次崛起。[1]

　　 “海文”并无“新”意，但确有“奇”义，因为它证明日本确有一些人在极力煽动“中国威胁论”。“海文”所依据的理论包括以下几个层次：其底层是基于传统地缘战略理论的“海权论”，其中间是基于“日美共同价值观”的“日美同盟论”，其表层是基于“中国威胁论”的“挟美制华论”。

　  “海权论”是与“陆权论”并行出现的一种地缘战略学说。该理论强调控制海洋的战略意义，并以发展海军为决胜之本。美国海军军官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1890年出版）一书中认为，制海权尤其是控制狭窄的战略航道，对世界大国的崛起至关重要，为此须建立和依靠强大的海军；海权的大小取决于一国所处的地理位置、陆地形状、领土结构、人口、民族特征、政府形式等六项基本因素。[2]

　　 马汉的“海权论”风靡一时，引发了世界列强的海军军备竞赛。1900年，马汉又提出“条形地带”理论，认为“亚洲问题”就是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对东起朝鲜半岛、西到小亚细亚这一“条型地带”的政治控制权的争夺。马汉的“海权论”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创建大海军、开凿巴拿马运河、在各大洋扩张势力以及逐渐走出“孤立主义”而成为世界强国的进程都与“海权论”息息相关。

　  二战后，“海权论”中关于“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必然对立的学说被推向了极端。如有人提出：“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性质差距一般不能通过竞争或其他互动来消除。”[3]承袭此类观点，“海文”也通篇强调：“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有明显差异：大陆国家为获取更多资源而追求领土扩张，海洋国家只追求交易范围的扩大；大陆国家的战争目的是通过消灭敌方部队来占领敌国领土，海洋国家的战争目的是通过掌握制海权来获得对“商业圈的控制”；海洋国家得以进行稳定交易的时候，其与大陆国家的关系会友好发展，竞争只在海洋国家之间进行；但当大陆出现强大国家，贸易受到限制而导致“朝贡贸易化”时，海洋国家就将受到致命的威胁。

　  在二战后的日本，地缘战略理论曾作为鼓噪战争的理论而被打入冷宫。但近年来，“海权论”在日本“防卫专家”中大有蔓延之势。上述“海文”显然就是乘着这股浊浪而泛起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泡沫。

二  近代以来日本“海权论”的源流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近代以来，日本朝野围绕国家发展战略进行了长期论战。西方传来的地缘战略理论，对这种战略论及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在18世纪后期，在“西洋冲击”的危机意识下，日本出现了“海防论”。林子平的《海国兵谈》等就是其早期代表作。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德川幕府在强烈的危机感驱使下聘高岛秋帆（1798—1866）训练西洋式军队和炮术，命江川英龙（1801—1855）铸造大炮，加强军队，防备外敌入侵。1848年11月，佐久间象山提出了题为《海防八策》的意见书。1955年，幕府在长崎开设海军传习所。1858年，老中堀田正睦指出：“中国拘泥于古法，日本应在未败之前，学到西洋之法。”1864年10月，坂本龙马协助海军幕臣胜海舟创办“神户海军操练所”。1867年，坂本龙马在《船中八策》第六条中提出了“宜扩张海军”的构想。

　  这种以自卫为初衷的“海防论”很快就转向了对外扩张性的“海权论”。明治维新伊始，天皇就提出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目标，并开始建立强大的海军。1890年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出版后，与日本一些势力的对外扩张思想一拍即合。金子坚太郎最先把有关“海权的要素”摘抄下来送给时任海军大臣的西乡从道，随后在1893年《水交社纪事》中将马汉著作的主要内容加以连载。他呼吁人们读马汉著作，使日本“掌握太平洋海权”。1896年，东邦协会将该书全文翻译出版。该会副会长副岛种臣在日文版序文中称：“我国是海洋国家”，如能熟读马汉的著作，掌握马汉笔下的“制海权”，日本不仅可以支配太平洋的通商，巩固海防，还可以攻击敌人。副岛除了向大臣、国会议员、官僚和军人及实业家等1800名协会会员推荐之外，还把该书献给了明治天皇及皇太子。根据天皇手谕，全日本中学以上学校也开始研习马汉的著作。

　  第二届山县内阁的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称：“海军是帝国国防的最重要工具”，呼吁社会舆论接受“海主陆从”的观念。海军军官秋山真之于1897年留学美国，直接受教于马汉，开创了日本海军的“秋山兵学”。佐藤铁太郎赴英美深造回国后，以马汉学说为蓝本，把日本海军理论进一步加以理论化。他将美国定为日本的假想敌，断言日美海军必有一战，这与马汉的日美必然冲突论一脉相承。[4]之后，加藤宽治也基于马汉学说进一步发展了日本的大海军主义。

　  1890年12月，陆军元老兼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发表了“利益线”演说，其中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主权线者国之疆域之谓，利益线者乃与主权线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是也。大凡国家，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国。而今介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之守卫主权线已绝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矣。”[5]这标志着日本对外军事侵略政策的正式形成。

　  那么，依靠何种手段、向哪一方向扩张呢？围绕这一问题，“海权论”与“陆权论”的论争格局逐渐形成。“利益线”演说后的一段时期，特别是日本在甲午海战及日俄战争中取胜后，海军的地位和发言权空前提高，“海主陆从论”逐渐受到决策层的重视。1902年1月，日本还与海洋强国英国签署《日英同盟协约》。虽然在华盛顿会议（1921年）之前日英同盟已经名存实亡，但这段时期的日英同盟被日本视为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大陆进出论”为代表的“陆主海从论”逐渐抬头，“海主陆从论”受到了强劲挑战，佐藤铁太郎的主张被陆军强硬派指责为“满鲜[6]放弃论”。

　  直至二战战败，日本决策层在“海权论”与“陆权论”、“海洋国家路线”与“大陆国家路线”之间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战略选择过程。在“大陆政策”节节推进的氛围下，日本国内政治与社会舆论倒向“陆权论”一边。20世纪20年代，日本高层也曾出现币原喜重郎这样的外务省高官。他倡导亲英美外交，不赞同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强调经济利益，主张小日本主义或海洋国家论，但这类主张未能成为主流。在“海权论”与“陆权论”之间，日本选择的是一条“陆主海从”战略。[7]

　  战败以后，日本在新的内外条件下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道路。在和平主义思潮高涨的舆论氛围下，“陆权论”和“海权论”都被视为对外侵略理论而受到贬斥。

　  从外交现实看，日本在被美军占领的条件下形成了“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战后外交体系。20世纪60年代，高坂正尧提出“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提倡建立一种在限制军备条件下的“海上通商国家”模式。这一“构想”成为战后日本研究“海洋国家”问题的先声。20世纪70年代以后，传统意义上的“海权论”开始死灰复燃，并逐渐与战后“海洋国家论”合流。[8]近年来，此类论著和有关研讨会呈现升级之势。其典型一例是，1998年4月至2002年1月，“日本国际论坛”启动了为期四年的系列研究项目——“海洋国家研讨会”，并把政界、经济界、学界、舆论界代表的发言汇集成三本书公开出版。[9]

　　 以“海权论”为依据主张强化日美同盟的，主要是一些亲美派国际政治学者和防卫问题专家。他们主张：“海权”的优点就在于保障强大的海洋运输能力及便利的国际贸易条件；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当日本与海洋国家结盟时就得以繁荣，与大陆国家结盟时就要失败；“开港”后不久，日本与海洋国家英国结盟、在海洋国家美国的支援下打败了大陆国家俄国；在一战中，日本又协助英国打败了大陆国家德国；但后来，日本与德国结盟，其结果惨遭失败。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最终选择的是与英美国家为敌，掠夺殖民地的“大陆国家”的路线。他们把二战后日本的振兴称之为“海权论”的成功范例，认为日本与海洋国家美国结盟，是维护自身安全，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保证。[10]

经过这番正反两方面的论证与铺垫，他们的结论是：日本作为资源贫乏的“边缘地区”国家，不能重走大陆国家或与大陆国家结盟的道路，而必须在海洋国家美国的霸权之下，通过强化日美同盟，致力于维护“基于海洋价值观的世界秩序”。[11]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40年代，日本曾走上一条以武力侵占市场和掠夺资源的道路。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受益于西方自由贸易体系、美国提供的海上通道安全、廉价的石油与其他资源、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特需”等种种有利条件。然而，这些“天佑良机”并非天长地久，而是在逐渐消失。“海权论”的流行，反映出日本统治阶层在内外环境变化下探讨未来国家战略的努力。一方面，以二战后日美同盟和“走向海洋战略”的成功为背景，“海权论”为日本的“经济崛起”提供了理论解释；另一方面，以“政治大国战略”和日美军事一体化为背景，“海权论”正在为日本重新“军事崛起”制造舆论。

三  日本“海权论”的误区及现实困境 

　  地缘战略学说的复权和“海权论”的流行，是近年来日本对外政策研究界的一大景观。从中透露出来的，是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胜王败寇”式的消极总结，对“美主日从”的日美同盟架构难以摆脱的心理依赖和神学式附会，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莫名的恐惧与无端的仇视以及对21世纪日本生存之道的“战略贫困”。

　  首先，日本一些势力迷恋于“海权论”的认识根源，是对日本侵略历史的错误解读。

　  在思想脉络上，日本的“海权论”与右翼势力的历史翻案逻辑一脉相承。这种逻辑不是从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非正义性中吸取其必遭惨败的教训，而是把战败归因于当初错误地选择“陆主海从”路线、错误地与“大陆国家”德国结盟、错误地与“海洋国家”美英为敌。

　  其次，日本一些人难以割舍“海权论”，表现出其对“美主日从”的日美同盟架构的依赖心态。二战结束时，日本在被美军占领的同时，在心理上彻底跪拜在美国脚下。而这种“心理战败”，并不是基于对其侵略战争的道义上的反省，而是出于对美国强大实力的由衷恐惧。从“恨美”转向“恐美”再转向“崇美”，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便构成了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心理基础。日本的同盟崇拜，并非推崇任何同盟，而是具有一定的定向性。近年来，日本一些“精英”把当年的日德意轴心与日英、日美同盟予以比较，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海权论”也随这一动向的出现而备受青睐。

　  近代以来，“脱亚入欧”成为日本对外战略的基础理念，从20世纪初的日英同盟到二战后的日美同盟都体现了这种理念。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并未因对手的消失而解体，反而进一步趋于强化。就日本而言，其意在于“借（美国）船出海”，加快走向政治与军事大国。日本的“海权论”者认为，“国际关系正在向以美国为中心的方向变化”，日本应利用美国在东亚的军事调整进程来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与“海文”的观点如出一辙，自卫官出身的冈崎研究所理事山本诚认为，日本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民主主义海洋国家”的一员。前驻泰国大使、冈崎研究所所长冈崎久彦更是认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根本”，只要不断将之强化，“即使到孙子辈日本国民的安全和繁荣也能确保”。[12]

　　 再次，跪拜“海权论”的背景，是一些日本人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莫名恐惧与无端仇视。

　  “海文”指出，海洋国家对于大陆国家战略的第一原则，就是“不让大陆出现单一的强大国家”。[13]日本的“海权论”者强调，日本应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促使亚洲海洋国家组成松散的“海洋联邦”来牵制中国，并使日本成为“太平洋统一体的领导者”。在台湾问题上，山本诚称，中国如以武力压制台湾将不会有好的结果。[14]

　　 针对“海权论”者的中国观，日本《朝日新闻》资深记者船桥洋一最近撰文指出：将中国简单地定位为“大陆国家”并以此判断中国的战略走向是不准确的；中国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拥有九个沿海城市（其人口近四亿）的国家，这些沿海地区正在与国际经济接轨；日本的对华战略也应把中国沿海城市作为重点。[15]

　　 显然，当今日本的“海权论”仍属于传统的地缘战略学说范畴，是建立在争夺“海权”的陈旧战略思维及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前提之上的。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之后，日本的“海权论”又被注入新的内容，其对美和对华“一褒一贬”的倾向更加明显。

最后，日本这些“精英”企图从“海权论”中演绎出一种新冷战战略，反映21世纪日本生存之道的“战略贫困”。

　  “海文”认为：“东亚各大陆国家和日本的生存与繁荣的基本特性根本不同，因而不可能有出自内心的共荣。”这显然是他们极度不信任东亚邻国、但也得不到邻国信任的“孤独感”的如实写照。

　  “海文”还称：“日本将联合国第一主义作为国家战略是荒谬的。联合国安理会是维护雅尔塔体制的具体机构，将安理会视为维持和平机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总统已经否定了雅尔塔体制。在世界各地都出现国界变更的21世纪，联合国安理会已形同虚设。”这更是他们极度不信任国际社会、也得不到国际社会信任的“失落感”的内心表露。

　  “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界定，在判断一个国家的地理条件及其相应的政策取向方面确实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如果超越时间和空间去使用这些概念，则必然陷于谬误之中。

　  日本只是一个“海洋国家”吗？答案是否定的。正如“海文”也承认的那样，日本虽然是个岛国，但其“作为海洋国家的历史经验是极为粗浅的”[16]。这说明，一个国家是不是“海洋国家”，不仅取决于地理环境，而且取决于其以能力与意图为依托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

　  美国只是一个“海洋国家”吗？答案也是否定的。美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其所以成为“海洋强国”，只是不断推行向海外扩张政策的结果。

　  中国只是一个“大陆国家”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中国有着1.8万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6000多个岛屿、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是一个天然的“海洋大国”或“大陆、海洋复合性大国”，只是在历史上没有显示“走向海洋”的强烈愿望而已。600多年前郑和“七下西洋”时，中国曾具有世界一流的航海能力以及超强的海上贸易与军事实力。这个历史例证，远比试图说明日本为“海洋国家”的任何例证都更有力。“大力发展海洋事业，对于保障国家安全、维护主权权益、保护资源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经济的复兴，中国“走向海洋”已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如今，日本一些人一厢情愿地把中国划分为“大陆国家”，想把“海洋”说成是日美英等“海洋国家的海洋”，企图只准中国在陆地生存，而不准向海洋发展。这颇有把海洋当作私家财产的意味了。可惜，这种划分是不会有任何效力和效果的。

　  悠久的国际关系史从未向人们展示“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壁垒森严、必然争斗的例证，倒是提供了无数“海洋国家”之间殊死搏斗、“大陆国家”之间寸土必争的案例以及“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紧密结盟的事实。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还是二战后的美苏冷战，从来都没有把“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作为划分敌我的标准。

　  日本一些人巴结美国、寻找假想敌之心十分迫切，总想把日美英三国扯在一起。其实，英国与欧洲大陆、欧洲大陆与美国以及美欧与中国的关系，根本无法同日本与东亚邻国关系的僵局相提并论，更不能为“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对立提供任何佐证。

　  二战前，无论是“海权论”还是“陆权论”，都曾是鼓吹对外军事扩张的理论。这些理论诱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已使人类遭受了空前的浩劫。二战后，国际社会对这些理论带来的惨痛后果有了深刻的认识。另外，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赖不断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日趋进展、核时代大国间战争代价无比高昂等等因素，也注定了个别国家寻求确立海洋霸权的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

　  以上种种视角都反衬出，日本一些人所怀抱的“只准日本向海洋发展，不准中国向海洋发展”之类的幻想是十分滑稽可笑的。

　  日本谋求以和平方式向海洋发展本身无可厚非。而其基本前提，应是与其他所有国家特别是其邻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如果企图以损害邻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来实现本国的发展，那只能是二战以前侵略政策的翻版或变形而已，这种企图是注定不会得逞的。

　  在20世纪，日本既有追求“陆权”、侵略“大陆”而惨败的教训，也有追求“和平发展”的成功经验。21世纪初期，日本应总结经验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不是追求“海权”，走与邻国为敌的道路。　

　  （2005—2006年度《日本学刊》优秀论文三等奖，原载《日本学刊》2006年第4期，责任编辑：韩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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