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日本学刊》2006年第4期）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日本近代以来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趋势，以日本为案例分析了经济增长、制度变迁、收入分配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论述了日本在完成了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同时最终也完成了收入分配由不平等向平等转变的制度性原因，特别强调了其中宪政转轨的决定性作用。

　  关 键 词：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  宪政转轨  收入分配 

一　 引 言 

　  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是在普遍的资源稀缺限制和特定的经济体制约束下运行的，因此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一是如何组织生产；二是如何分配收入。日本也不例外。由此决定了当我们以日本经济为研究对象时，只有包括了上述两个领域的研究，才能反映出日本经济及其发展的全貌。本文的目的在于进行以下尝试：为研究日本的收入分配提供一个理论参照系和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日本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及其与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做出初步分析。

　  在西方学术传统上，收入分配可分为功能分配和规模分配。前者又称为要素收入分配，其基本思想源于李嘉图，关注的是国民收入在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旨在说明要素价格的形成；后者又称为个人收入分配，其基本思想源于帕累托，关注的是国民收入在个人、家庭等经济单位之间的分配，旨在说明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之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尺度。本文即以后一种含义上的收入分配及其在日本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变动趋势为研究对象。

　  西方经济学家们的长期研究重点是探索收入的功能分配，但自从库兹涅茨于1954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就职演说中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一个以经验为根据的假说后，情况为之一变，经济学家们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收入的规模分配，成为收入分配研究的主流。

　  库兹涅茨在这篇题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演说中，对英国、美国、德国的个人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观察。他发现英国大约在1780—1850年间，美国和德国在1840—1890年间，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都在扩大；其后英国从19世纪最后25年，美国和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开始，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都在缩小。库兹涅茨根据这一观察指出：“在由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急速变动的早期，伴随经济增长的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急速扩大；此后，收入不平等程度渐趋稳定，并在后期开始缩小。这种长期的实际波动很符合一些老牌国家的实际情况，那里早期的现代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最为显著。同时，这种现象也可以在一些新兴国家中发现，例如美国，它在工业化的早期、中期和后期也有类似的现象。”[2]库兹涅茨以现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上个人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为观察对象，得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增长先上升、后下降的结论，其变动的轨迹在以横轴表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纵轴表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二维空间图中呈现出一条倒U型的曲线，如下图所示。

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型曲线，是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一个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假说，现代收入分配理论几乎就是围绕着对这一假说的验证展开的，对其肯定或怀疑甚至否定的争论一直绵延至今。尽管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在其提出后的50年间并未被所有国家的实践所验证，但就我们的研究主题而言，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具有双重意义上的学术价值：其一是工具意义上的。因为这一假说首先是关于工业化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长期变动趋势的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分析方法。其二是验证意义上的。日本从19世纪末开始现代经济增长以来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工业化过程，可以为我们提供对该假说验证的充分根据。 

二  日本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趋势 

　  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以及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要求我们对日本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考察，而作为唯一一个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完整工业化过程并获得成功的非西方国家日本则为这种考察提供了可能。

　  下面我们首先考察近代以来日本的长期经济增长。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经历了一个为启动工业化而奠定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的过渡时期，大致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了库兹涅茨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增长，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迎来了战前工业化的高峰，日本始终保持了高经济增长率。根据中村隆英的一项研究，1870—1913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为3.6%，仅次于美国的4.6%，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位；1913—1938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为4.6%，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位。[3]战后日本从1955年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最终实现工业化。在近20年的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0%，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仍然居第一位。如表1所示，在日本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长期过程中，无论是在战前还是在战后，其经济增长率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属于最高之列。通过对日本经济长期经济增长的观察可知，尽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周期性波动，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进入20世纪以后不断获得提高，这一趋势被大川一司和罗索夫斯基称为“加速性趋势”。[4]

表1 经济长期增长的国际比较

国家	时间	年数	年平均增长率（%）
			GNP	人均GNP
日本	1885.1989—1963.1967	78	3.6	2.5
美国	1834.1943—1963.1967	126	3.6	1.6
意大利	1895.1999—1963.1967	68	2.8	2.1
德国	1850.1959—1963.1967	111	2.7	1.7
英国	1765.1985—1963.1967	181	2.2	1.2
法国	1831.1940—1963.1967	129	2.0	1.7

　　 资料来源：南亮進『日本の経済発展』、東洋経済新報社、2002年、26頁 。

　

接下来我们考察近代以来日本收入分配变动的长期趋势。关于如何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5]程度，经济学家采用了很多工具进行衡量，如基尼系数、洛伦茨曲线、泰尔指数等等。其中，基尼系数以其直观、简明、便于比较等优点被国际经济学界所广泛使用。作为考查的量化指标，我们在本文的研究中将采用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其数值在0—1之间，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等，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因此基尼系数越大，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越高。在以基尼系数考查收入分配差距时，一般认为，如果该数值低于0.2，表示高度平均；如果为0.2—0.3，表示比较平均；如果为0.3—0.4，表示相对合理，如果为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如果为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基尼系数为0.4时，通常被认为达到了国际警戒线。

　  在以日本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为研究对象时，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数据的支持。国际学术界关于个人收入分配的长期演变趋势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始于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日本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则始于对这一假说的日本验证。日本学术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即开始进行此项研究，当80年代日本经历高速增长期后重新出现收入差距扩大时此项研究便深入展开，其后又扩及对收入分配变动的决定因素的进一步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经济学家对衡量战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进行了推算，其中以大槻聪幸、高松信清、沟口敏行、寺崎康博、南亮进、谷泽弘毅等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在展开对战前收入分配研究之前，日本学术界对战后收入分配的研究已经有相当进展。由此形成了战前与战后相衔接的较为可靠的时间序列资料，从而使对日本百年来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的长期演变进行经验分析成为可能。由于战前特别是现代经济增长初期的统计资料匮乏，日本经济学家对战前基尼系数的推算，在所依据的原始资料、统计口径、处理方法等方面彼此之间多有差异，因此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战前基尼系数，甚至引起学术争论。实际上，由于对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的复杂性，日本经济学家在战后基尼系数的推算上同样存在分歧。在此我们主要对衔接了战前和战后的基尼系数所描述的19世纪末以来日本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的长期演变轨迹进行探讨，如表2所示。 

表2　 日本基尼系数的长期变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年份	Ⅰ	Ⅱ	年份	Ⅲ	Ⅳ
1890	0.311		1956	0.313
1900	0.417		1962	0.382	0.376
1910	0.420		1968	0.380	0.349
1920	0.463	0.504	1974		0.344
1930	0.451	0.518	1980		0.337
1940	0.641	0.550	1985		0.359
			1990		0.372

　 注：Ⅰ.　ⅡⅢⅣ　Otsuki，T.and　 N.Takamatsu（1978）：“An 　Aspect of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Prewar Japan”.

　 　 Ⅱ.　南亮進、Kwan S.Kim、谷沢弘毅（1993）「所得分布の長期変動—推計と分析」。

　 　　Ⅲ. Wada，R.（1975）：“Impacts of Economic Growth 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The Postwar Experience of Japan”.

　  　 Ⅳ.清口敏行、寺崎康博による推計。

　  资料来源：沟口敏行·寺崎康博「家計の所得分布変動の経済、社会および産業構造の要因―日本の経験」、『経済研究』、Vol.46，No.1，Jan.1995。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战前日本工业化的进展，日本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战前工业化高峰时期，日本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在战后工业化过程中，日本的收入差距急剧缩小，成为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发展遭遇挫折或停滞不前的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要高于工业化国家。从20世纪60—90年代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看，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国家为0.498，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为0.461，中东北非国家为0.405，东亚国家为0.388，工业化国家为0.343。[6]但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如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就形成鲜明的对比，拉丁美洲是当今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地区。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出于资料限制和统计口径的原因，国际学术界一般认为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进行国际比较需要非常谨慎。表3是根据不同的资料合成的，以资与日本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进行比较。通过表2与表3的比较，我们对做出如下判断基本抱肯定的态度。在收入分配方面，战前日本是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与今天的拉美国家相当；战后日本社会是非常平等的。如果依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统计，日本的基尼系数1962年为0.297，1968年为0.271，1977年为0.276，1982年为0.260，[7]因此战后日本是高度平等的社会。不过，我们更倾向采用日本独立学者推算的基尼系数。

表3   南美洲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Ⅰ.南美洲国家（1989）	基尼系数	Ⅱ.发达国家（1970）	基尼系数
巴西	0.63	法国	0.41
智利	0.57	意大利	0.40
哥斯达黎加	0.46	联邦德国	0.38
多米尼亚	0.50	美国	0.38
危地马拉	0.59	西班牙	0.36
洪都拉斯	0.59	加拿大	0.35
牙买加	0.44	荷兰	0.35
墨西哥	0.52	英国	0.32
巴拿马	0.57	澳大利亚	0.31
委内瑞拉	0.44	瑞典	0.30

　　 资料来源：橘木俊詔『日本の経済格差：所得と資産から考える』、岩波書店、1998年、10頁；勇上和史「日本の所得格差をどう見るか：格差拡大の要因をさぐる」、『JIL労働政策レポト』、Vol.3，2003。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京都大学教授橘木俊诏援引一组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数字指出，日本按税前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1980年为0.349，1986年上升为0.405，到1992年则进一步上升为0.439，“从税前收入观察，日本的基尼系数比在印象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美国还要高，这一事实表明了一种骤然间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平等程度”[8]。橘木俊诏的论断开启了一直延续至今的学术争论，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不同意见。[9]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日本社会是否已经由平等重新转向了不平等？这引起了政府、媒体、一般社会人士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今日本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出于本文研究主题的限制，我们在此不对日本向工业化经济转变完成之后的收入分配变化及其原因进行更多的评论，仅限于提供我们对此思考的线索：20世纪80年代后直至现在日本收入差距重新出现扩大迹象，对其可能的解释包括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泡沫经济及其破灭和长期萧条导致资产分配差距扩大从而影响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经济转型以及体制变迁导致激励机制发生变化等几个方面。至于日本收入差距扩大是否仍在合理的范围内以及日本是否已经重新成为不平等社会的问题，则需要深入的研究和审慎的判断。 

三  关于日本收入分配长期变动的若干初步分析

　  通过上节的经验观察，我们对包括战前、战后两个时期在内的日本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趋势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把握。接下来，我们将对日本近代以来工业化过程中的收入分配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主要目的是对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日本案例的特殊性给予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

　  （一）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日本验证

　  日本的工业化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最终成功地完成了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为验证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提供了东方后发展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动的案例。

　  关于日本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动是否验证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日本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学术分歧。沟口敏行等经济学家认为，日本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急剧扩大并不断上升，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大幅度的非连续性下降，但是在整个50年代继续缓慢上升，这是战前收入分配变动趋势在战后的延续，到60—70年代则开始下降，“到目前为止的这种变化，可以解释为与众所周知的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相一致”[10]。南亮进等经济学家则认为，日本工业化初期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急剧扩大的事实的确验证了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前半部分，但由于战前和战后基尼系数变化反差过大，因此对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后半部分是否适用于日本，“必须相当慎重”。[11]在其后的研究中，南亮进认为，战后日本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迅速下降，并不是工业化过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他明确提出了：“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后半部分在日本不成立。”[12]

　　 我们倾向于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在日本仅仅得到了不完全验证这一观点。如果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能被证明对所有类型的经济都具有普遍适用性，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初期阶段上升，并随着现代经济增长的进展达到一定阶段后下降，那么收入分配由不平等到平等的变化就是一个自然过程，收入差距扩大就不再是一个特别值得忧虑的长期问题了。但是，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首先得到验证的。我们知道，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包括思想、社会、政治等条件在内的各种条件成熟后的自然过程，而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则始于对西方殖民势力东渐的回应，在制度、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仅仅依赖市场价格机制是难以最终完成的，不仅工业化，包括工业化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平等化也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是一个自然过程。日本在完成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也完成了收入分配由不平等向平等的转变，但这不是沿着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轨迹产生的宿命论后果，我们随后将论及这一点。

　  （二）收入分配与日本的经济增长

　  对收入分配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或者是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日本验证属于前者的范畴，我们现在将要分析的则属于后者的范畴。

　  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际经济学界有大量的研究，但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没有一致的结论。但人们更愿意接受的一种符合道德信仰的观点是收入分配平等将会促进经济增长，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将会妨碍经济增长。前者的经典案例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位于该地区的国家有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所以储蓄率高，储蓄不仅转化为实物资本投资，还转化为人力资本投资，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后者的经典案例是拉美地区的经济停滞。位于该地区的国家的财富和收入高度集中于少数富人，广大低收入阶层和贫困人口几乎没有储蓄，国内储蓄不足转而依靠外债，结果导致高通货膨胀率和低经济增长率。但是，近些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一些理论模型表明，在资本市场不完全的条件下，落后国家往往为促进经济增长而进行实物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时，需要收入分配不平等。前者的例子是如果收入很平等，又没有资本市场可以借贷的话，那么谁也买不起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现代化产业就无从发展，而在初始收入分配不平等时，反而会有一部分人先干起来，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后者的例子是如果收入很平等，同样没有资本市场可以借贷的话，那么谁也支付不起学费接受现代化教育，就无法进入现代化产业工作，如果有少数人能够支付学费，学习和掌握了新技术，就可以开办或进入工厂，就可以实现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加快。因此，不可能得出收入分配越平等经济增长率越高这一符合人们道德要求的结论。[13]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情况会如何呢？根据前面我们所描述的近代以来日本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变动趋势，观察的结果显然令人感到意外：战前日本的收入分配虽然高度不平等，但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而战后日本的收入分配非常平等，经济也取得了高速增长。至少从结果上看，战前日本的经验似乎支持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派观点，而战后日本的经验似乎又印证了只有收入分配平等才会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派观点。因此，日本的案例既不能证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也不能证明收入分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但却可以证伪：战后日本的经验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并非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战前日本的经验表明收入分配平等并非一定会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在此所观察到的日本现象，说明科学研究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证伪。

　  对于近代以来日本工业化过程中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表现出来的似乎冲突的两种局面，我们倾向于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即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没有直接关系。这种非直接相关性具有双重的含义：首先，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看，经济增长由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决定，收入分配通过影响这些生产要素间接地而不是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其次，从日本实际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在包括战前、战后两个时期在内的工业化过程中，无论收入分配不平等还是平等，日本都实现了高速增长，说明两者之间不可能存在直接的关系。所以，要想最终清楚地解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关键在于解析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但这将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是通过以下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进行分析。战前日本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引起人们的社会心理失衡、激进思潮泛滥，导致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并最终走上了法西斯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从而使战前日本的工业化进程遭遇挫折。战后日本的收入分配由不平等到平等的转变，促进了人们对民主、公平等观念意识的认同，这是在一个保留了浓厚的封建色彩的东方国度接受现代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的重要社会心理条件。尽管战后日本的制度变迁是由美国占领军主导的外生强制型的，但我们很难想象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制度变迁会演变成自我实施，即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会最终建立起来并巩固下去，而这种政治进步及其所导致的社会稳定，与战后日本的高速增长以及最终完成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之间存在着可以肯定的正相关关系。

　  （三）宪政转轨、制度变迁与日本的收入分配

　　 我们通过前面对日本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趋势的经验观察，已经发现日本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战前和战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落差，基尼系数大致由战前的0.6骤降至战后的0.3，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罕见的。关于这一收入分配由高度不平等到平等的转化，南亮进指出：“我们应该看到，日本的案例并不是经济成熟过程中的必然的平等化，毋宁说它显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制度变迁导致了收入分配的巨大变化。”[14]以下我们将分析制度变迁对战后日本收入分配平等化的影响，或者说决定性的作用。

　  在我们分析制度变迁的影响之前，首先观察一下特定历史时期的影响。由于战争对国民财富的破坏和战后初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就经济生活而言，日本的富人阶层蒙受了大量的财产损失，中产阶级几乎归于毁灭，贫困的普遍化缩小了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但特定历史时期的影响是暂时的，对战后日本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战后美国占领军主导的一系列广泛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民主化改革。在此我们把日本战后改革所导致的由传统政治向现代立宪民主政治方向的转换，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制度变迁规定为宪政转轨[15]，我们将在这一框架下讨论战后日本收入分配的变化。

　  经济改革虽然仅仅是战后日本宪政转轨的一部分，但对战后日本收入分配变化的影响是最直接的。首先，解散财阀导致了财阀家族成员对企业控制的终结，企业股权社会化以及新一代企业领导人的登场，导致股东根据政府规定的分红在相当程度上被抑制，使管理者的收入大幅度降低；其次，劳动立法以及工会的成立，使一般从业人员与企业抗衡的能力大大增强，工资不断获得提高，一般从业人员收入的提高和上述管理者收入的下降，缩小了工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再次，农地改革使战前日本农村土地和财富高度集中于地主阶级的格局获得了彻底改变，地主阶级整体消失了，而农民则因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以战前的低价支付几乎是无偿地获得了土地，农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因此而缩小。不难看出，战后经济改革在缩小了工业内部、农业内部的收入差距的同时，也缩小了城乡差距，导致战后日本基尼系数的迅速下降。

　  包括经济改革在内的战后日本的宪政转轨，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日本收入分配的格局。通过前面对日本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趋势的经验观察，我们不仅可以发现日本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战前和战后的巨大变化，还可以发现一种收入分配格局一旦形成，将会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即收入分配趋势是很难改变的。战前日本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急剧上升，这一趋势贯穿了整个战前日本工业化过程的始终。而战后日本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经由包括经济改革在内的宪政转轨急剧下降，其后在整个战后日本工业化过程中均继续保持了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如果说，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将会如库兹涅茨所预测的那样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那么在工业化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条件下，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以及由此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有效的制度设计和积极的制度创新。日本百年工业化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变动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案例，我们把日本的收入分配由不平等到平等的成功转化，归结为宪政转轨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将另文详细讨论战后日本的宪政转轨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这里仅限于从国家体制的视角简约地加以分析。战后日本的宪政转轨，由于其外生强制的性质，并没有导致西方式的立宪民主国家的出现，实际出现的是一种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官僚制多元主义国家。这一概念由青木昌彦首先提出[16]，在日本经济的比较制度分析中被广泛使用。这里“多元”的含义是，在日本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按产品市场划分的民间经济主体可以通过行业协会这种利益集团与政府内部的相应的职能部门保持一种稳定的信息交换渠道，从而拥有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机会。在战后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中，为了工业部门的增长，政府与工业部门的利益集团结盟，但是在缔造一个对整个社会利益都必要的产业结构时，日本政府对特殊利益集团的掠夺进行了有效的控制，避免了政府为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虏”，从而使增长的成果不仅限于在工业部门内部分配，而且超越了工业部门，使本来处于比较劣势的农业、中小企业以及退休金领取者阶层等均能受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战后日本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时期的高速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中得到实际印证。 

四  小 结 

　  本文以现代收入分配理论特别是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为参照系，描述了近代以来日本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趋势，初步讨论了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收入分配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日本案例中某些可能与主流收入分配理论相冲突的特征。通过对日本百年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动的经验观察，我们获得了如下暂时性的结论。我们希望这些结论在后发展国家的范围内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普遍适用性，尽管我们目前还难以判断这种普遍适用性程度是否会因为日本的特殊性而有所降低。

1. 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在日本仅仅得到了不完全验证这一观点表明，后发展国家的收入分配变动，如同其工业化过程一样，不存在沿着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道路演进的必然性，仅仅依赖市场价格机制的自发作用很难完成收入分配由不平等向平等的转变。

　  2.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但会深刻地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工业化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在更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政治过程，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高或低，将会直接对人们的社会心理变化、思想意识取向、政治制度选择产生影响，从而关系到工业化的成功或失败。

　  3. 收入分配趋势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尽管如此，后发展国家在经历工业化初期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升后，在已经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有效的制度设计和积极的制度创新将有可能重建收入分配格局并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

　  4. 宪政是一种决定其他次级制度的元制度，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过渡即宪政转轨，决定了后发展国家的制度变迁方向，从而对后发展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重建收入分配格局、实现收入分配由不平等向平等的转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005—2006年度《日本学刊》优秀论文一等奖，责任编辑：张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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