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崔健教授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2期发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政治经济分析——以均势理论为基础》（全文约1.2万字）。

       崔健认为，经济因素在战后各时期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当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经济制衡也是单极体系下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两面性的主要表现。维护经济安全的经济手段在日本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很多是针对中国的，在均势理论框架下结合经济因素深入分析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将对中国产生诸多启示。

       崔健在文章中指出，长期以来，经济成就成为日本民族意识的中心价值观念，导致其将国家生存与安全方面的竞争首先视为经济竞争，并且认为经济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实现国家安全的仅次于战争的最佳手段。所以，在二战以后日美同盟这一特殊安全保障体系下，日本长时间实行“吉田路线”，即通过“富国”政策创造财富，实现技术独立，但同时又避免了军事因素。可见，在分析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及其变化时，经济因素是必不可少的。

      （一）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变化中的经济因素

        均势理论首要关注军事因素，所以传统的均势战略是以联盟和军备竞赛为特征。而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等国际政治经济背景的变化，经济因素对均势战略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对长期以经济力为主来维护国家威望与自主的日本来说，更是如此。

        1.战后初期以追随战略为主

        传统均势理论在分析战略选择时通常把“盟友的可获得性”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分析经济因素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还要增加“财富（经济力）能否顺畅地转换成军事力以及所需要的时间（速度）”这个因素，来具体分析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

       一般来说，均势战略包括制衡、追随、推诿和绥靖等，这些战略除了军事内容以外，也蕴含着经济成分。在满足“盟友的可获得性”条件下，考虑国际关系均势时，外部制衡应该是首选的战略。但是，由于日本处在战败的特殊背景下，在战争刚刚结束的一段时间，外部的行为主体对日本的影响不仅仅是双方互动的结果，更是外部行为主体发挥关键的决定性作用。当时，以美国为主的盟军占领日本，盟军最高司令部对日本实施着严格的制裁与控制，所以，那时的日本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外部或内部制衡来使权力分配对自己有利，只好明智地寻求与处于统治地位的国家结成联盟，选择追随战略。把经济因素和时间因素融入到战略逻辑当中，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追随战略。经济联系能够给双方都带来利益，追随的国家希望在短期内通过与支配国家之间的联盟来维持生存，同时追随还能增强弱势国家当前的经济基础。而且如果当前的经济收益能在将来转化成军事力，追随的国家就能够增强其权力潜力，进而在将来某一时刻重新主张其自治权。

       2.冷战格局下的推诿战略

       二战结束后不久，国际格局进入冷战时期，十多年的时间里，东西方两大阵营在世界上确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世界恢复了势力均衡。均势理论认为，当现存的联盟已经积聚了足够力量来阻止或战胜挑战的力量时，一个或一些联盟成员国相信即使没有它们参与，这个联盟也能发挥作用，这些成员国就可能选择推诿战略，推卸本应承担的责任。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美国曾提出要求日本重整军备，甚至列出了具体数字。但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极力反对，他认为与重整军备相比，日本应该谋求经济与国民生活的安定。经过一番交涉，1955年春，美国制定了新的第NSC5516/1号对日政策基本文件，提出美国不应该以牺牲日本的政治、经济稳定为代价要求日本加强兵力，日本重整军备的规模和结构应该由日本自己决定，事实上认可了日本的推诿战略。自民党长期执政使“吉田路线”延续下来，在很长时间没有大的调整和转变，日本在国家安全上选择的推诿战略在冷战期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3.新世纪的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以后尤其进入21世纪，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一些变化。对此进行深入分析，还需要在前述基础上再增加“对威胁紧迫性的判断”这个因素。在制衡决策上对时间的重视，表明政策制定者对威胁的定位及其本质和强烈程度有一定认识。但同时，还必须对经济资源能转换成军事力量的速度做出估计。把这两个因素（什么时候进行制衡和武装起来要花费多长时间）相结合，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与变化。

       经过冷战初期的磨砺，日本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虽然东西方两大阵营思想体系相互对立，但在避开全面战争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世界处于“不稳定的和平时代”。日本并不面临直接的军事威胁，苏联的威胁是长期的，应该着眼于将来的平衡。所以，日本尽可能把针对苏联威胁的主要防卫负担推诿给美国，自己则把大量财富投资于经济发展。而在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日本越来越明显地把中国的崛起看成紧迫的威胁。这是因为，传统的日本国家特性是从其伴随着在宏观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缘战略经历演化而来的。这种国家特性以拒绝所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为基础，这是日本制定地缘战略决策的底线。而且，近代以来，日本在西方世界内部秩序下重新定义了国家特性，努力保护其与西方大国同等的根本国家利益。现代日本的经历证明，其需要通常保持与美国共同合作的安全关系，并通过对抗中国来特别保证美国积极地参与东亚安全。

       通过长期积累，日本基本具备了把财富快速转换成军事力的能力，再加上有美国这个强大的盟友，所以，目前日本的安全战略选择首先是要巩固日美同盟来寻求外部制衡，然后根据其国内经济状况选择快速或缓慢地把财富转换成军事力，从而导致军备竞赛或加强与盟友经济合作的不同结果。目前日本虽然还犹豫不决，但已呈现出军备竞赛的倾向。因为美国霸权地位在相对下降，日本获取军事能力的主观愿望（不仅单纯追求军事能力，也可能包含通过军事力来提升经济力的想法）和美国客观压力的吻合度逐渐提高。日本为应对美国的压力或满足自身意愿，在美国同意下实施着重要军事建设，并享有在外交、安全和经济政策行动上明显更高水平的自由。从本质来看，美国不仅需要日本成为和平时期的重要互补者，也接受日本成为其战争行动中的补充者，而不只局限于后勤和后方的支持。目前，日本加入军事竞争的态势越发明显，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增加军事投入等做法已经暴露出其军事野心。日本当前在国际关系中受到的约束很多是与其过去的行为（侵略战争）联系在一起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联系被有意和无意地淡化，许多学者认为在长期形成的强经济力支持下，日本将来恢复为更具有进攻性的行为体的可能性在增大。日本的经济和核技术能力以及当前的东北亚形势使许多人相信日本可能为自己重新装备核武器。

       尽管目前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变化当中呈现出提升军事力的倾向，但还是需要对军事力和经济力的关系做出准确判断。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维护自身安全都是最根本的目标，并且都对国家安全设有“红线”，即国家安全不能低于一定水平。这里简单假定国家只用经济力和军事力来维护自身安全，那么，在经济力下降时，为了保证国家安全水平不降低，国家就会选择提升军事力来弥补经济力的下降，或者用军事力来推动经济力上升。这两种选择涉及经济力与军事力相互转化的两个不同方向，前者是要通过财富能够快速地转化成军事力来体现（经济力是手段，军事力是目的），后者则反映为军事力能成功促进和转化成经济力（经济力是目的，军事力是手段）。这两种选择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前者会产生持续的军备竞赛，而后者虽然暂时也会导致出现军备竞赛，但经济力恢复到一定水平后，军备竞赛就会淡化。

       从目前日本的做法来看，这两种选择都存在，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增加军事投入都表明其要提高军事力，而从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大幅放宽对外输出日本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条件中，又能看到其寻找新经济增长点的意图。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军备竞赛都不是大家想要的结果。虽然日本一定程度上具备把财富快速转换成军事力的能力，但是，从其长期习惯更依赖于经济力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做法来看，在日美同盟仍然稳固的前提下，日本民众并不愿意看到国家走上军备竞赛的道路。同时，中国也具有把财富快速转换成军事力的能力，日本同中国进行军备竞赛未必有稳赢的把握。这样，从内外压力来看，日本选择重新提升经济力，继续走“吉田路线”才是最佳选择。

      （二）经济制衡是单极国际体系下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两面性的主要表现

       冷战结束后，无论从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来看美国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且有一段时间美国还奉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全球范围内理应形成针对美国的硬均势（如军事联盟），但在现实中却没有形成。针对此，21世纪初由美国学者帕佩（Robert A. Pape)和加拿大学者保罗（T. V. Paul）提出的软均势理论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

      1.软均势与经济制衡理论

       “软均势”不直接挑战单极领导的军事优势，却能迟滞超强权力的使用，使其在运用超常权力时过程更复杂，代价更高；它主要运用非军事手段来影响单极国家的军事行动。但是，软均势理论所提出的一些制约美国的外交行为（如伊拉克战争问题），在一些批评者看来，不是出自平衡美国的目的，不符合均势的本质特征，不能看做是一种均势行为。坎贝尔（Benjamin W. Campbell）提出“经济制衡”的观点，一定程度弥补了软均势理论的这个缺陷，也能够更好地说明在单极国际体系下日本在国家安全战略选择上对美国的两面性。

       单极体系结构稳定的条件是在该体系中其他国家不能选择与制衡相关的战略，因为它们不具有在有意义的方式上挑战单极国家的能力。在这个前提下，即使一些国家要寻求改变国际格局结构（具有修正现状意图），也只能采取既增强自身能力又不至于激起霸权国家强烈反应的战略，坎贝尔从经济方面入手把这种战略称为“经济制衡”。所谓“经济制衡”，是指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增长优先于军事支出来提高经济增长率，并伴有实现与单极国家经济平等的意图的战略。采取这种战略的国家被称为“修正主义的经济制衡者”，主要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同时，还有很多国家满意于目前的国际体系（具有维持现状意图），那么，这些国家就可能采取既保证自身安全又不用必须投入必要资源的战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可以采取诸如追随、推诿、绥靖等战略，但从现实表现来看，总体还是以追随为主，即选择与面对的最强大或最有威胁国家结成联盟的战略。采取这种战略的国家被称为“维持现状的追随者”，主要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

       一般来说，传统的均势理论往往把制衡和追随看做二者选其一，否认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同时采取制衡和追随战略的两面性。但是，在现实中，很多国家经常对另一个国家同时采取制衡和追随的战略。作为对均势理论的补充与发展，一些学者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舒维乐（Randall L. Schweller）的利益均衡理论提出，“决定敌和友的选择不是势力而是利益”。国家针对重大威胁采取制衡，但在非重大威胁的场合下经常采取追求机会主义的追随。根据舒维乐的观点，国家对威胁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应对，同时追求制衡和追随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日本学者长谷川将规通过对众多事例的分析，认为东亚一些国家对中国同时采取制衡和追随的战略。事实上，日本在单极国际体系下的安全战略选择也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兼具修正主义经济制衡者和维持现状的追随者的特征。

       2.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两面性

       目前，日本在国际协定签署和规则制定上极其积极主动，这表明其满意于国际秩序的现状，因此很容易被分类为维持现状的追随者。同时，因为中国的崛起，日本也更愿意支持势力均衡的现状，导致其在国际规则的巩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假定日本是一个没有能力挑战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体系的维持现状国家，它真的会制定战略决心追随美国吗？日本的安全依赖于美国，很大程度地把自己交给日美安全同盟。这被冷战后日本持续坚持《日美安全条约》、维持驻日美军基地和日美军事演习等所证明。但是，日本对美国盟友并不完全放心。一方面，在“9·11”事件以后，美国陷入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泥潭，至今不能自拔，次贷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又如雪上加霜，致使美国的全球统治力大大下降。另一方面，在国际关系博弈当中，日本始终是美国的一个棋子，随时有被抛弃的危险。所以，日本在成功把握了冷战期间对美国的依赖以后，虽然直到今天还在非常巧妙地继续这项政策，但是日本对美国实施经济制衡的战略也在同时推进。这种两面性的突出表现就是通过两面下注来对冲美国，进而致力于形成“第四种共识”。

       总的来说，日本围绕国家安全战略的政策偏好是多方面混杂的，在总体强调防御的基础上加强进攻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于是在某些情况下想要保持现状，有的时候又想改变现状。长久以来，日本都为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减少威胁、增加经济收益而努力，即两面下注。通过两面下注来尽量避免在可能被盟友抛弃与因追随盟友而陷入困境之间做选择。这种两面下注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在减少威胁方面依赖日美同盟搭美国“便车”，在增加经济收益、维护经济安全方面则“另起炉灶”，甚至时常不顾与美国的利益相悖来构建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关系，这种做法符合经济制衡的特征。

       其实，日本对美政策表现出两面性，并不是说其准备彻底放弃美国，因为这样做既不是日本所希望的，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尽管在军事安全上日本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依赖美国，但这种依赖也受到新的经济机遇以及更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制衡。基于这样的考虑，两面下注对日本而言，不但是降低风险的方式，同时也能够带来更多的选择。通过熟练使用两面下注来对冲美国的战略，日本在经济利益与军事威胁之间伺机而动。例如，目前的安倍内阁就改变了以往更强调在经济方面的选择的做法，同时增强自己在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的选择表现得更为强烈。大量的事实表明，日本政治家和战略家们正在酝酿第四种共识。如果能够成功的话，这一共识将使日本能够在既不特别依赖美国，又不容易受到中国攻击的情况下维持安全。这种“金发姑娘共识”将在国家力量与国家自主之间达成平衡，从而为日本创造新的安全选择。

      （三）维护经济安全的经济手段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实施中的作用

       在经济相互依存的国家之间，经济手段被频繁使用，其包含的内容也纷繁复杂，这里提到的经济手段局限于维护经济安全或以经济安全为战略目标，主要包括：（1）信号（signal），向对方传递友好或反对的信息、能力、决意等的经济手段；（2）强化（strengthening），为维持、巩固本国或对本国安全相当重要的国家的权力的经济手段；（3）遏制（containment），为防止敌对方的力量增强，使之弱化甚至崩溃的经济手段；（4）强制（coercion），通过利用经济损害或这种损害的威胁，期望对象国采取对自己安全有利的行动的经济手段；（5）收买（bribe），通过利益交换使对象国向本国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的经济手段；（6）抵消（counterbalance），使对本国或与本国安全具有重要关系的国家的“经济不良影响”得到缓和或无效的经济手段；（7）提取（extraction），利用对象国对本国的经济依存，提取与安全有关的重要财富和资源；（8）诱导（entrapment），利用经济依存，改变对象国的国家利益并使之自发迎合本国的利益的经济手段。维护经济安全的这些经济手段给均势带来了不能忽视的影响。

       日本曾经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力，在政治、军事手段受限的情况下，借用经济手段来影响均势是日本的最佳选择。这些现象在日本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越南、缅甸等）的关系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但是，近些年受国内经济状况和全球经济危机等因素影响，日本的经济力在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势力在上升，此消彼长，以往日本对其他国家经常使用的、比较拿手的经济手段越来越乏力。以中国为例。首先，日本对中国难以实施大规模的“强制”和“遏制”等经济手段。大规模实施这些经济手段的行为，不仅会给日本经济带来不小的损害，而且会使中国进一步走向敌对的立场。而且，因为存在“替代国”，这些经济手段的效果会被大大抵消。其次，日本通过给予经济利益的“诱导”等经济手段在中国也难以奏效。确实，日本在高速铁路、半导体、核电站、节能等方面的技术对中国仍具有强大吸引力。但是，日本以这些技术为杠杆对中国实行“诱导”难以取得如愿的效果。

       本文主张维护经济安全的经济手段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只用经济手段而不使用重要的军事手段以及经济手段通常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只不过是表达经济安全具有与军事力不同的独特作用。如果不能在经济安全上充分抑制威胁国家，日本就不得不结合维护经济安全的经济手段以外的手段（如外交、宣传、军事等）来维持均势现状。正如目前日本所表现的那样，强化日美同盟的机能，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宪法，把军事能力由防卫转向进攻，不断制造领土、历史问题的纠纷，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愿意和能够对华实施强硬的制衡行为。这是因为，经济的相互依存状况通过影响现状维持国的行为偏好、别国对这种行为偏好的判断以及均势政治中的信号解读，影响着现状维持国是否选择制衡战略以及崛起国是否选择军事冒险。尽管日本对美国保持着较高的经济依存度，但是近些年日本对华经济依存度也在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由于受到国内政治限制，其防务动员、强化同盟和履行安全承诺的能力都大打折扣，难以对华做出强有力的反制举措。具有一定隐蔽性的经济手段仍然是日本对华战略的主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