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外国语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田庆立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发表《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赓续及革新》（全文约2.6万字）。

田庆立认为，平成时代处于连接昭和时代及令和时代的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阶段，《日本国宪法》中所规定的天皇“象征”作用在平成时代被赋予了全新内涵。明仁天皇既对昭和时代形成的宫中祭祀、接受“内奏”和“侍讲”以及开展“皇室外交”等一以贯之地系统继承，同时也在拓展“公务行为”边界、主动提出“生前退位”、运用大众媒体表述心迹等方面进行了有别于传统的突破创新。平成时代的象征天皇制以其富有“继承性”、“革新性”、“大众性”和“世俗性”的鲜明特征，彰显了明仁天皇及美智子皇后联袂主导形塑的“平成风格”。

象征天皇制的法律规范主要是《日本国宪法》。可以说，昭和天皇是日本从战前神权天皇制向战后象征天皇制过渡的核心人物。战前天皇以“现人神”自称，1946年1月《凡人宣言》声明天皇人格化。昭和天皇从战前拥有至高无上权力和神圣权威的“神性存在”，转变为战后仅仅作为日本国和国民统合的“象征存在”，对于颇具权力欲的昭和天皇而言，显然一时难以适应。昭和天皇在秉承盟军总司令部（GHQ）意愿的基础上诠释和践行的“象征”作用富有自身特色，具体而言是深居简出，高度关注日本的内政和外交的发展动向。平成时代来临后，明仁天皇在维系和传承昭和天皇诸多成例和惯习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拓展“公务行为”边界，为发挥“象征”作用赋予了全新内涵。

明仁天皇理解的所谓“象征”的核心在于，“为了克尽国民统合象征这一职责，应该秉持始终与国民同在的思想意识”。明仁天皇认为，“象征行为”的主要表现即与国民保持接触，体恤国民情绪，从国民意识的根基层面开展工作，通过形成、维系和强化与国民之间的纽带，从中探寻出自身的存在价值。

部分学者总结平成时代的象征天皇制具有“平成风格”，示人以“崭新性”和“个性化”印象，以此与昭和时代的象征天皇制区分。显然，昭和天皇与明仁天皇对于如何履行“象征”职能具有不同认知和理解，导致双方在践行象征天皇职责时的表现大相径庭。“从实现国民统合功能上看，昭和时代与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运作模式具有一以贯之的共性。只是，昭和天皇始终呈现一种权威主义式的国民统合，而明仁天皇则展现出平民主义或世俗主义特质的国民统合。”明仁天皇并不认同所谓的“平成风格”的表述，原因在于，他始终认为只有前近代的天皇才是本来样态，并循此标准和规范审视和认知“象征”这一词汇。明仁天皇认为，近代以来的天皇乃是一种“异质性存在”，而自身继承前近代天皇远离政治、关心国民的行为方式最为理想，通过实际行动为“象征”注入实质内涵，但这并非自身的发明，自然也就谈不上具有何种特色的“平成风格”。

平成时代明仁天皇在维系和传承象征天皇制方面注重保持与昭和时代的继承性，严格遵循宫中祭祀传统，积极接受“内奏”和“侍讲”，旨在密切关注国家和时局的发展动向。同时，通过进一步积极开展“皇室外交”，以期不断提升皇室影响力和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

（一）严格遵循宫中祭祀传统

宫中祭祀是近代天皇制运作过程中“被创造的传统”，主要依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神话故事，力图树立天皇的“现人神”权威。天皇作为日本本土神道的大祭司，拥有祭祀大权，通过亲自主祭宫中祭祀以实现与皇祖神化为一体，从而彰显天皇作为宗教礼仪中最高权威的神圣地位。宫中祭祀的传统在战后被传承和沿袭下来，成为天皇担负的重要职责之一，主要目的是为国民及和平祈祷。

明仁天皇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对昭和天皇晚年减少的宫中祭祀，在即位之后立即加以恢复，这一点可以视为明仁天皇旨在将维护“传统”与近代君主制有机地融合起来，以期在实现国民统合方面发挥效力。明仁天皇之所以赢得保守派的积极评价，这也是原因之一。

明仁天皇在执行宫中祭祀方面与昭和天皇相比明显频次增多。昭和天皇和明仁天皇在57岁时举行的宫中祭祀分别是33次、38次，到82岁时分别为9次、19次。由此可见，明仁天皇十分热衷于举行宗教祭祀仪式。明仁天皇所理解的天皇“传统”首先是身体力行地积聚德行、研修学问及敦行祭祀，在此基础上与国民同进退。近代君主制与自古以来的天皇“传统”未必完全背离，莫如说在发挥君主“象征”功能以及基于本人“德行”的人格魅力方面存在一脉相承之处。

（二）积极接受“内奏”和“侍讲”

所谓的“内奏”乃是战前政府首脑针对政治、外交及军事问题向天皇报告的行为，这一行为一直持续到占领期间。昭和天皇时期的“内奏”主要涉及外交和安保问题，参与“内奏”的人员大多为首相和外务次官。平成时代由于明仁天皇更为关注国内民生，因此参与“内奏”的部门有所拓展，除外务省外，还包括经济产业省和救灾防灾等部门。

明仁天皇严格恪守宪法，即便是接受日本政府首脑及官员的“内奏”也秘而不宣，始终依循宪法之规定与政治保持适当距离。明仁天皇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凝聚国民达成共识，鼓舞普通国民在灾难及困难面前接受挑战，深刻省思二战带给日本国内及亚洲邻国的重大劫难，赢得了日本国民的广泛爱戴。

除首相和阁僚向天皇进行“内奏”外，还有所谓的“侍讲”活动，即学者和官僚到皇宫为天皇授课，以培养天皇的见识和学问。昭和天皇自即位之初即由外务官僚针对外交情况进行例行“侍讲”，每年大约组织20次左右的讲座。平成时代明仁天皇延续了昭和天皇接受首相及相关阁僚“侍讲”的成例，鉴于关注点的不同，明仁天皇在沿袭成例的基础上，通过拓展阁僚“侍讲”的领域，以期对国情加深理解。同时，在地震及其他自然灾害发生时期，明仁天皇也会灵活地召见地方知事及相关事务官员进行情况说明，体现了不拘成例的务实主义行事风格。

（三）热衷开展“皇室外交”树立形象

战后日本“皇室外交”主要借鉴英国王室的外交传统，因应战后国际化日趋深化的时代潮流，在昭和天皇的主导和授意下逐步开展起来。“皇室外交”始于1953年明仁皇太子代表天皇参加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1960年之后趋于活跃。在昭和时期，“皇室外交”由昭和天皇和明仁皇太子予以推动和实施，旨在与国际社会保持密切联系，为改善和提升日本的国际形象做贡献。

明仁天皇与现在的皇族及大多数国民是在战后民主主义环境中共同成长起来的，因此明仁天皇十分注重增加与国内外民众接触和交流的机会，故而访问活动十分繁忙，出席国内活动的频次远比昭和时代多。

平成时代的“皇室外交”除接待国宾和会见外国政要外，访问外国的频率也呈飞跃式增长，访问国遍及亚洲、中东、欧洲、北美及中南美洲等地区。日本政府方面在事实上也期待着明仁天皇作为“元首”发挥作用，深入推进“皇室外交”。尽管天皇和皇室被政治利用的事例广为人知，但从日本政府角度而言，近年来这一趋势并未显现弱化的迹象。

平成时代的“皇室外交”不乏政治主导色彩，但明仁天皇还是遵从政府决定，稳步地推进“皇室外交”。其中，明仁天皇始终怀有对二战的反省而亲临相关国家加强亲善关系，并将自己的反省具体通过发言和致辞等方式表达出来。

平成时代明仁天皇主导实施的维护宫中祭祀传统、依循昭和时代成例接受“内奏”和“侍讲”、积极开展国际亲善和“皇室外交”，这一系列举动与昭和时代的象征天皇制保持了一以贯之的连续性，鲜明地体现了昭和时代与平成时代在维护天皇制的固有传统、保持政治体制稳定及凝聚国民共识方面所具备的“沿袭性”和“继承性”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