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外国语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田庆立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发表《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赓续及革新》（全文约2.6万字）。

在后冷战时代的历史潮流中，象征天皇制的运作机制在维护固有传统的同时，富有针对性地因应时代变迁的律动，时刻关注普通国民对天皇和皇室的精神诉求，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赢得国民的景仰和信赖，乃是明仁天皇始终予以高度关注的核心课题。为此，明仁天皇身体力行地对象征天皇制中“象征”职能的发挥进行颇具革新性的探索和实践，旨在使天皇制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一）拓展“公务行为”边界，履行天皇职责

明仁天皇除从事国事行为之外，还非常重视象征附带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公务行为”。显然，这些行为更多的是昭和天皇从事的国事活动之外的行为，并通过逐步推进的方式加以施行。明仁天皇开展“公务行为”的主要内容是访问受灾地和赴太平洋战争遗址进行战地巡礼，这些举措与昭和天皇存在显著差异。明仁天皇在对象征天皇制进行深入考察和探索过程中，虽然并未明确否定昭和天皇的诸般举措，但在拓展“公务行为”的边界方面实现了突破。

明仁天皇自即位以来与美智子皇后参加了植树节和国民体育大会等活动，在全国各地进行巡访，尤其是对福利设施和受灾地区的关心和慰问颇为引人瞩目。通过出席各地举办的公开活动，他们十分重视与孩童、老人及身体残障人士的密切交流。长崎县的云仙普贤岳火山喷发的受灾地岛原市、北海道西南海岸发生地震的奥尻岛、阪神大地震的兵库县等，明仁天皇都不辞辛劳地去那里访问，慰问受害者。这些举动通过电视新闻节目的播报令国民知晓，向国民展示了崭新的天皇及皇室形象。在众多“公务行为”中，明仁天皇尤其重视巡幸各地，在电视发言中也将各地之旅“作为象征行为，倍加珍视”。而明仁天皇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进行巡幸活动，也成为其2016年8月表达退位意向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明仁天皇行事方式的显著特色是崇尚“现场主义”，尤其是在灾害发生之际，不仅会召见相关担当阁僚，同时还会召集受灾地的知事、现场活动的自卫队和警察干部直接听取情况说明。主动接近和关爱受灾者和身体残障人士乃是明仁天皇即位以来的一贯作风。明仁天皇的“现场主义”情结大概源自立太子典礼以来，基于通过大众媒体而置身于众人环视场景之中的体验，从而强烈地意识到亲自置身现场的姿态在呼吁和唤起国民情绪方面的重要性。换言之，正是持续抱有若失去国民的理解和支持，皇室也就无法存在的危机感使然。

（二）“生前退位”讲话内容震惊朝野

明仁天皇于2016年8月8日发表电视讲话，委婉地表达了“生前退位”意愿，这一表态在日本朝野各界引发巨大震动。原因在于，从明治时期制定的《皇室典范》来看，天皇的存在乃是终身之职，并未制定考量本人人权状况和身体机能提前退位的相关条款。明仁天皇的这一举动乃是自1889年《皇室典范》颁布后时隔一百多年来天皇制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可谓历史性的突破和跨越，也给日本政治家们和右派保守势力出了一道难题。

天皇制要求一名普通人以非人类方式（“神的存在”）一直存活下去，这与崇尚“个人尊严”为核心的立宪主义从原理上形成龃龉。关于“生前退位”是否妥当的议论，意味着将天皇制蕴藏的危机摆在国民面前。值得关注的是，这次“讲话”是由天皇本人主动向国民提出的问题，其内在意图也可谓是旨在唤起国民对“象征天皇制”的赞同。明仁天皇在电视讲话中提及的长期殡葬仪式“与即位仪式重叠会给国民造成沉重负担”，也是“生前退位”的理由之一。

明仁天皇成为日本皇室自江户时代1817年光格天皇以来时隔202年“生前退位”的首位天皇，在日本宪政史上也属首次。明仁天皇举行的“生前退位”仪式乃是近代以来的制度空白。近代以来的两部《皇室典范》，一直禁止天皇退位，明治时期在制定皇室典章之际虽然进行过讨论，但最终并未做出有关退位问题的规定。近代之前的天皇退位，没有本次如此复杂的仪式，这次的11项仪式，是宫内厅和天皇本人商议后开创的新例之一。这一系列仪式无疑会成为后世最值得参考的“传统和先例”，并可能会影响其后百年甚至更久的皇室制度。

明仁天皇深知通过电视公开发言可能有“违宪”之虞，但仍义无反顾地表达自身的真实意图，在自身夙愿难以实现的情况下，通过诉诸民意的方式加以应对，旨在唤起日本国民对天皇制本身的关注，从而摆脱“万世一系”天皇制在新时代背景下面临的传承危机。

（三）擅于运用“大众媒体”表明心迹

与昭和天皇较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不同，明仁自皇太子时代开始就与大众媒体之间保持着频密互动，这恰恰契合了战后民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发展潮流，明仁皇太子和美智子还一度成为日本年轻一代崇拜的时代偶像。皇室成员通过奉行“开放式皇室”路线，无形中拉近了皇室与国民之间的距离，从而增强了国民的民族国家认同感。与此同时，明仁天皇也多次通过会见记者、回答记者提问的方式陈述心迹，传达自身意图，旨在强化与国民之间的密切联系。

1989年1月7日，明仁天皇即位讲话中面向大众透露的讯息，赋予人们时代变化的强烈印象，也使世人预感新型天皇制即将到来，大众媒体对此予以大肆报道。其后，皇室奉行更为重视与普通国民之间关系的“开放式皇室”路线，受到媒体欢迎，也赢得了国民的普遍支持。在此之后，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共同积极地开展国际亲善和“皇室外交”。天皇在访问外国的讲话当中，屡屡提及亚洲、太平洋战争记忆及谋求和平问题。自漫长的皇太子时代即努力从事的工作，在他成为天皇后依然被维持下来。

在明仁天皇与昭和天皇相比缺乏权威性的背景下，明仁自皇太子时代及至即位之后，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逐步发生变化。明仁天皇基本上维系着与皇太子时代同样的姿态，致力于关注战争记忆问题，注重维系和保持与国民之间的密切交流。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社会弥漫着各种各样的不安情绪，天皇和皇后的动向和观念也逐渐被寄予高度关注，国民将其视为富有理想的人物。正是明仁天皇和皇后保持的一贯姿态，引发了世人的关心和景仰。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大众性”和“世俗性”特征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大众传媒所做的广泛报道，明仁天皇和皇后的言行举止以大众媒体的报道为媒介，实现了与国民感情的有效沟通和密切互动。

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在明仁天皇主导下，体现出一系列富有自身特色的“平成风格”，主要表现形式如下：其一，反思历史，珍视和平。明仁天皇基于二战期间日本曾经带给亚洲邻国及日本国民的巨大伤害，时刻铭记战争的惨痛教训，并通过在国内外开展“慰灵之旅”表达追悼之意。其二，贴近国民，崇尚人权。明仁天皇以实际行动诠释“象征”行为的本质，重点在于走进国民中间，摒弃既往天皇具有的神秘色彩和高高在上的“王权”思想，高度珍视普通国民的“人权”，以“一举手一投足”的具体行动教化和感染国民，切实树立亲民形象，带给国民以温暖和力量。其三，国际视野，敦行亲善。明仁天皇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注重开展国际亲善和“皇室外交”，化解与二战期间作战敌国的心理隔阂，积极践行亲善交流活动。其四，联袂主导，携手并进。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联袂主导、携手并进推行的“开放式皇室”路线，为天皇制带来蓬勃的生机和活力，这种天皇与皇后协同推进天皇制的运作模式，无疑会对其后象征天皇制的深入发展带来垂范效应。其五，不拘成例，革故鼎新。明仁天皇十分尊重漫长的天皇制保留下来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同时并未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是迎合战后民主主义和大众社会的时代发展潮流，顺应时势地对天皇制进行突破和革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