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位于古都开封的河南大学东门长长的甬道，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扑面而来：举目北望，近代宫殿式建筑大礼堂、宋代开宝寺琉璃塔和清代开封府古城墙尽收眼底，可谓“一目三国宝”。

2016年的金秋时节，《日本学刊》编辑部一行赴河南大学拜见王继麟先生，留下了一段难忘的“朝圣之旅”。

一、河大之“宝”亦《日本学刊》之“宝”

王继麟先生，生于1922年，辽宁旅大人（今称“大连”），日本历史研究资深学者。王老早年留学日本，1950年参加工作，曾任九三学社河南省委委员、开封市委副主委，开封市政协委员，先后在东北人民政府文委翻译处、中央教育部、高教部、河南大学历史系工作，长期从事历史教材编辑与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

仁和小区，坐落在河南大学老校区东北角一片密集的楼房中间，王老的家就在这里。我们的车子比约定时间迟到了五分钟，在门口迎接我们的是王老衣着朴素的儿媳。这是一套十多年前盖的集资房，客厅铺着复合地板，沙发、茶几，陈设简朴整洁，电视机旁摆着两个小孙女的照片，看得出这是幸福的一家人。儿媳说：“10点钟公公就在客厅里等了。”

话音刚落，王老便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一身灰色的中山装，满面笑容，精神矍铄，除了有些驼背和耳沉之外……

我说：“您的身体很好啊！”王老应道：“年龄大了，不中（zhǒng）了。”浓浓的河南口音，引得众人一阵欢笑。

 王老记忆力惊人，当我说起编辑部的情况时，他对历任主编和编辑部领导如数家珍：“何方、陈士诚、冯昭奎、高增杰、马桐山、黄晓勇、韩铁英……”同去的几位年轻编辑惊讶不已。

王老德高望重，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老师称作河大一“宝”。而王老另一个身份则与《日本学刊》有关，他是《日本学刊》历史上最早聘请的审读专家，对刊物的早期建设颇多贡献，谓之《日本学刊》之“宝”，一点也不为过！

此前，编辑部成员与王老素未谋面，从马桐山主任、韩铁英主编时期，大家就一直说有机会一定要去看望老先生，这个愿望十多年后才得以实现。王老当能原谅我们的懒惰吧！

二、《日本学刊》历史上首位审读专家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期刊迎来恢复性增长期，作为《日本学刊》前身的《日本问题》，正诞生于这一时期。彼时，各个刊物大都有一批功力深厚的老同志，办刊水平普遍较高。如《日本问题》编辑部的最初成员，有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首任所长兼主编何方，原外交学院资深教授何倩，原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刘丕坤，原电子工业部资深编辑马桐山，而编辑部主任则由原辽宁大学《日本研究》的首任编辑部主任田桓担任，再加上中国人民大学高材生黄晓勇，堪称豪华阵容。尽管刊物大多不厚，文章篇幅也偏短，来稿亦限于研究机构，但编者和作者都秉承“学术，天下之公器”的精神，在学术期刊这片沃土上精耕细作，“不为稻粱谋，不作名利求”，鲜有各种“潜规则”“利益链”。

作为编辑出版链条的中心一环，学术期刊的审稿制度，应该说在当时受到各个编辑部的普遍重视。它包括期刊出版前的审稿和出版后的审读、阅评等流程，在各编辑部初现雏形并使之制度化，是论文和期刊质量的重要制度保障。今天，审稿制度伴随时代向前发展，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前后，中国学术期刊全面引入“同行评议”的双向匿名审稿制，主管机关也普遍建立了审读制度和专家团队，加强了对审读工作的组织领导；进入2020年代前后，进一步强化“三审制”……种种举措，无疑有效保证和提升了学术期刊的质量。以此而论，在审稿制度上引入外部力量，聘请审读专家，《日本学刊》算是首开先河！

 “《日本学刊》是研究日本的重要学术期刊，我很喜欢这个刊物，感觉在同类刊物中是做得最认真的。以前是《日本问题》，再往前还有《日本问题资料》……”王老还说，他是《日本学刊》的一名认真的读者，一年六期，每次刊物出版后他都仔细阅读，有问题和想法就向编辑部反馈。确如王老所言，最初，这位河南大学日本研究所前副所长、日本近代史研究专家，只是作为读者不时给编辑部来信，指出刊物中的错误和应改进之处。也就是在那时，编辑部和王老建立了密切关系，每到年终，我们都会互寄贺年片以示祝愿。时间一长，编辑部主任韩铁英转念一想，何不邀其担任审读专家？遂与其商量，王老欣然允诺。

我问王老是从何时开始做审读工作的，王老说，具体时间记不太清楚了，但在还叫《日本问题》的时期就和编辑部有联系了。现在的《日本学刊》是在1991年中国全国性日本研究学术团体——中华日本学会成立时作为学会会刊才改的刊名。据此推断，王老应该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审读工作了，前后将近20年！ 

王老说，他66岁退休，到今天快30年了，退休以后还做一点工作，但不多。就是从那时起，他正式成为《日本学刊》的审读专家。原来他一直自费订阅学刊，后改为赠阅了。每到年底，都会收到编辑部寄来的审稿费，自己没做什么工作，总觉得有些愧歉。

应该觉得愧歉的是我们！当时正处在短缺经济时代，大家普遍收入不高，但编辑工作却比今天辛苦许多。就拿审稿说吧，那时手写稿居多，铅印刊物印刷质量也差，审阅颇为费眼劳神，审稿费也远不如今。说起来真的难以启齿，由于当时诸多条件限制，编辑部开始只是象征性地每年寄给王老200元，直到后期才涨到800元，而这可是一年六期、90多万字的工作量啊！

屈指算来，彼时王老已年近古稀，但每期杂志出版后不到一个月，他都会准时寄来用钢笔在薄薄的300字格纸上一笔一划写的满满几页审读意见。读王老的来信，然后集体讨论，分析错情，查找原因，几乎成了编辑部出刊后的“规定动作”。信中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宏观者多是王老专长的日本历史、政治方面的知识性乃至政治性错情，细微处则是文字、语法、逻辑以及校对上的纰缪。

记得有一篇论述日本国家神道的文章。文章说，日俄战争以后国家神道成为日本军部用来为“圣战”祈祷的工具，先后修建了平安神社、明治神宫等专门祭祀天皇始祖及“皇国鸿运”的神社。对此，王老连发三问：第一，日本有平安神社吗？只有平安神宫；第二，时间上看，平安神宫建立在1895年为纪念平安奠都1100周年之际，而不是日俄战争后；第三，祭祀对象，平安神宫祭祀的不是天皇始祖，而是首迁平安京的桓武天皇。这里的平安神社显然是写错了，应该去掉。后来，我向已经做了高级干部的作者求证，他说当时写作只想着日本军部在伪满洲国新京（今长春）建的平安神社，但建立时间和祭祀对象搞错了。他特别委托编辑部转达对王老的谢意。

还有一篇论日本军国主义与朝鲜的文章，其中一节的节题是“满铁在朝鲜的侵略活动”。本来应该写日本军国主义对朝鲜的侵占和殖民统治，但实际内容几乎没有论述朝鲜方面的文字，而把完全在我国境内、与朝鲜没有关联的安奉铁路，以及绝大部分在我国境内、只是其终点在国境附近朝方会宁的吉会铁路，作为侵略朝鲜的活动来论述。“文不对题，实在不妥当。”王老评论道。

再如，困扰中日语言界多年的所谓“零翻译”问题。如“普通国家”还是“正常国家”的翻译问题。日本追求“普通国家”，是要摆脱战后受到的特殊限制，有人翻译成“正常国家”，意味着将日本可以海外派兵定义成追求“正常国家”的行为，这等于贬斥战后反战和平民主势力的斗争是“不正常”的了，二者语义相去甚远，显然是弄巧成拙。对此，王老说，编辑部应该通过刊物为规范词语做出表率。的确，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惊人，特别是在今天的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新词、新语不断涌现，中央要求“出版物要为全社会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做出榜样”，学术期刊任重道远。

与此相关的，还有迄今众多书刊上仍然频繁出现的日文汉字与中文繁体字之间的混用问题，等等。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王老专门讲到，由于中日在近代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文汉字和中文繁体字改革也形成了两套系统，因此要仔细区分。譬如，有一期注释中的日本筑摩书房的“筑”，误为中文繁体的“築”，日文汉字径用中文简体字。日文中“筑”“築”并用，需要记忆，融会贯通。此外，还有“形”，日本书版常用的日文明朝体与中文书版常用的宋体字的细微差别，更多的是在笔画长短的毫厘之间，如“今天”这个寻常词，明朝体“今”的点是横，“天”的上面横比下面长……说实话，当时对我冲击颇大，虽然学习日文多年，但实则仅涉皮毛，未窥堂奥，连最基础的字形问题竟浑然不觉！这件事促使我为弄清日文汉字的书写和笔画基本规律，曾利用很长一段时间，把一本厚厚的中日常用汉字对比词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并留下小半本标注出需要注意细微处的笔记。

诸如此类问题，每每想起，让我既汗颜，又感动。

我对王老说，您是《日本学刊》聘请的第一位审读专家，我们特别感谢您！您的审读工作，对《日本学刊》来说是基础性的，也是开创性的，《日本学刊》一步步走到今天，您居功至伟！王老却谦虚地说：“不敢当！我当初作为一名读者，是很认真地读刊物，但作为审稿者，责任是不同的。编辑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出现错误在所难免，但要区分偶尔疏忽还是系统性错误。有些系统性的普遍问题，编辑部又没有注意到，我就提醒他们给予重视。当然，提出意见的时候，总是有据可循的，尤其是日本历史方面的意见。日本经济方面提的意见不太多，还有其他很专门的问题也涉及不多，但看到问题总会提出来，如日本政治、形势评论等，有些作者的政治意识不强，提法不妥，我也会提出商榷。”

王老说，为《日本学刊》审读，《广辞苑》（日本最权威的日文辞典之一）他从不离手，眼睛看不清，就举着放大镜看。他还特别强调校对的作用——那时《日本学刊》大多是手写稿，编辑“花脸稿”除极少数需誊清外，一般都直接交打字员打字，校对不好就会导致错别字等错情。还有内容提要不准确、不客观的问题，题文宽窄的“大题小做”与“小题大做”，有关名词、术语、体例格式全篇乃至全刊统一的所谓纯技术问题，王老都会一一提出。在我的印象中，更多的时候，王老就像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向徒弟传授技艺一样，循循善诱地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做好编辑工作，督促我们提高编辑水平和素养。

王老是迄今《日本学刊》历史上时间跨度最长的审读专家。后来，王老的年纪慢慢大了，我们不忍心他继续劳累，想让他停下来。当我们考虑“换人”时才发现，要找像王老这样既专业水平高、又认真耐心的“替补”专家有多么难！

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研究日本

1963年末，毛泽东发出“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批示，日本研究随之被纳入国家发展规划，规模性的日本研究渐起。河南大学也在历史系成立了日本史研究室，后扩建为日本研究所，王老担任副所长，做了很多工作。现在，河南大学日本研究所设在外语系，已经不属于历史系了。不过，据陪同我们的朱海燕老师讲，日本研究所要重新回到历史系了。王老对此表示赞赏，同时又忧虑历史系懂日语、能看资料的人可能不多，但听说历史系新近进了两名从事日本外交史研究的海归博士时，他欣慰地笑了。

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曾说，“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实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对此，王老特别认同。他说，日本人研究东西很细致，对我们的研究很细，而我们对日研究则“一般化”。“日本研究要踏踏实实地进行，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就。日本这个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非得研究而且必须好好研究它不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就是‘大陆政策’，目标对着我们，侵略、欺压中国。所以，我们对日本的历史应该很好地研究。现实政治问题当然应该研究，但对它的历史，要搞得更明白些。我在河大开课的时候，教世界史，后来也开了日本史的课，就是想把日本历史的发展脉络搞清楚。” 王老说。

同时，结合教学王老也写学术文章，如《关于日本的国家神道和靖国神社问题》，还写过《中国各界对日本关东大震灾的赈济》。文中提及1923年9月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时的一段往事，中国人民不念旧恶，救助日本，捐款捐粮……

王老回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掀起一股“日本热”，中国的日本研究迎来一波高潮，各地纷纷成立各种日本研究机构和团体。那时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界，北有东北师范大学的邹有恒、辽宁大学的任鸿章、吉林大学的汪淼，南有上海的吴杰，京津有南开大学的吴廷璆、俞辛焞，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吕万和、王金林，北京大学的周一良、沈仁安，北京师范大学的马家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向荣、万峰等等，推出了一批有关日本古代史、近代史的重量级学术著作……

“太震撼了！”编辑部的编辑张耀之后来形容当时的感觉。“王老简直是活的历史教科书，正是一代学者见证着一代历史的发展。”的确，那时的中国日本史研究可谓黄金一代，群星荟萃，名家云集，令人肃然起敬！今天，日本史研究无论在学科建设、学术成果还是人才培养上都走在了中国的日本研究前列，这与前辈们的先驱性探索和奠基密不可分。

“中日关系这些年起起伏伏，您看日本研究该怎么搞啊？”我问。王老说：“对于日本研究，我希望更深入一步，搞得更扎实一些。‘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做学问，非下苦功夫不可！”他还谦虚地说，搞日本史，他是笨法子，查资料一定要查明白，没有根据的绝不说。当年有些人写文章，就是不肯下功夫。如有一本日本研究刊物发表文章说，靖国神社里供奉的灵位日本平均一家一户摊一个，它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很大，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这是真的吗？只要查查资料，就知道是错的！靖国神社里供奉着246万灵位，而现在日本的家庭户数是多少呢？5000万！即使战后初期，也有1400万户！

还有一家知名报纸上发表学者文章，论乃木希典的反战汉诗。乃木希典两次侵略中国，是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陆军司令官。旅顺口有一块石碑，刻着他的汉诗。王老脱口而出：“山川草木转荒凉，十里腥风新战场。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这首汉诗正是乃木希典指挥攻打旅顺之后所作，是役，日军5万余人战死。王老说，这明明是无奈的哀嚎，说它是反战诗，不是胡说吗！这是学风不正的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研究日本，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指导，应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王老的话掷地有声。

四、编辑工作者的楷模

时间不早了。我们请王老为《日本学刊》题字。王老思忖片刻，写道：“日本学刊越办越好！”话似平常，细细品味却蕴含丰富，这既是肯定，又是鼓励，更是希望！遒劲而熟悉的笔迹，使我蓦然时空倒转，当年那一封封的回信犹在眼前……

我代表日本所和《日本学刊》编辑部郑重地颁发给王老一个荣誉证书。上书：“王继麟先生：为表彰您作为《日本学刊》首任审稿专家对本刊建设做出的贡献，特颁此证。”在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学刊》编辑部的红色印章下面，落款日期是“9月10日”。对，正是教师节！王老是编辑部聘请的编审老师，是一位精神导师，更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于我们而言，他的渊博，他的敏锐，他的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们向王老辞行，请教他有何养生之道，王老说，没有！现在身体不如从前，过去锻炼比较多，头些年还能出去，70多岁还在院子里跑步，现在不能下去了——王老家虽然住在一楼，但几节台阶还是成了他出行的巨大障碍。王老说，平日吃的清淡一些，量不多，毕竟已经90多岁了！“就是家常饭，平时比较注意休息。老爷子干什么事情都比较有规律，每天干啥，几点干啥，天天如此。不能打乱他的生活！今天知道你们要来，有些激动，早上一量血压就上来了。”儿媳接过话茬说道。听到这儿，我顿觉不安起来……

为写这篇小文，我查阅资料，惊喜地发现王老10月份刚刚过了97岁寿辰，竟和已故《日本学刊》首任主编何方先生同庚。两位《日本学刊》同年同月生的“首任”，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

在此，遥祝王老健康长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前总编辑、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