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看到《日本文论》刊发这组《日本书纪》的研究文章。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是日本最早的官修正史，也是日本古典学最核心的著作。这样扎实的古典研究专栏，显示出《日本文论》宽博厚重、宁静致远的办刊旨向，令人心生钦敬。
        清华大学《日本书纪》读书班已经运行了六年。对这部古典的持续阅读和讨论，给我非常多的知识启发。对《日本书纪》这样的著作进行回溯性阅读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问题覆盖了文字意义的训释、版本的辨识与校勘、本事的源流与比较，还有更为复杂的千数百年间对经典持续的诠释和再疏解，以及这些阅读的目光背后存在的不同时代和不同知识的流变。其间，还有来自考古学、哲学、文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多种知识的穿插。在此，请允许我分享一点长期研读《日本书纪》的感想。
        如果将日本古代文化传统视为一个连续的知识整体，那么《日本书纪》这类著作在多个层面上都构成某种共识性知识。它们是如此巨大的存在，当我们审视日本古代文化传统时，它们是必须了解的背景；当我们沿着某一研究专题走到问题的顶点，它们又是许多重要问题的终极解释。它们踞身日本文化这棵巨藤的根部，盘根错节，枝蔓横溢，离开它们则无法构成连贯的知识体系。
        作为中国学者，阅读《日本书纪》和阅读西方的古典学著作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来自汉字的亲切感和疏离感。在这部由汉字撰写的日本古典的字里行间都看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但一旦走近去仔细观摩，古代日本与中国间存在的种种不同，同样会在一个发音、一个词语的选择上保存下来。这一切让我们想到中心与边缘、多元与本体以及知识体系的结构与解构、扩散与变形。如果立足于东亚地区文化发展的背景感受这份阅读体验，其启发和意义又展示出另一个层面。沿着这个方向，我们看到朝鲜半岛从《三国史记》到《李朝实录》、琉球王国的《中山世谱》和《球阳》以及越南的《大越史记》，还有这些史学著作的周边那些用汉文记载下来的整个东亚古代世界。
        先学陈寅恪有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段针对敦煌学而发的议论中提出的“预流”概念是非常发人深省的。一代学术的潮流必与其时代的社会需要关系密切。我想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化的自我本位回归，一定会给古老的东亚带来新的发展变化的契机。重新审视东亚，并在东亚中重新审视自己，这个新的发展变化就是日本研究新的“流”，而认真阅读和研究东亚的古典学著作，就是“预流”最开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