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沿着“安全化”转型轨道疾驰，高坂正尧曾经批判的“商人化思维”迅速向“政治性逻辑”转换，渗入经济、外交、全球及区域治理等各个政策领域。2023年，作为日本海洋政策总纲的《海洋基本计划》被再次修订，较之“发展”“合作”“环境”，“安全”要素进一步凸显，构筑海上安保体系的目标更加明确。在持续降低“装备转移”门槛的同时，日本加强了对外政策“安全化”的制度性操作，新设“政府安保能力强化支援”（OSA）机制，对地处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提供
军事援助。

但日本的转型又不是“安全化”所能全部概括的。面对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以及权势转移带来的巨大压力，日本的转型带有系统回应环境变化的性质，而综合国力的存量资产与特定优势为转型提供了条件。日本加紧构建软实力，进而借此谋求软权力。在日本看来，值此“国际秩序动摇”之际，规则性权力与安全和发展的关系愈加密切、作用愈加凸显，为此急于将自身利益诉求以“先进理念”为包装融入国际规则制定。名义GDP被德国超越，反而将激发日本对软权力的坚定
追求。

日本的战略政策受到“大国化”目标导向这一“自转”变量的驱动，中日关系受到两国关系内在逻辑的规制。“去通缩”“去中国”在日本国内成为两大热词，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动作频频，但踏出“小院高墙”一步，日本难以摆脱对中国的根本依赖。2024年，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将继续困扰中日关系，而日本入侵台湾150周年、中日甲午战争130周年等重要节点则警示历史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挥之
难去。

与此同时，日本无法摆脱世界经济周期、大国战略博弈、地缘政治因素等“公转”变量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多维、多样化的。包括新版《开发合作大纲》在内，日本新近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表明，它将继续强化“经济安保”与“阵营化”，以“日美+”形式推动建立“小多边”机制，同时把“全球南方”作为对外政策重点方向。2024年是“全球选举年”，美国的选情势必牵动日本政治外交的每一根神经。

                                                           2024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