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日本学界，关于“国家神道”还没有形成共识性的历史认知。围绕这一概念，战后日本学界发生了三次论争。第一次论争以村上重良的“国家神道体制论”和苇津珍彦的“神社制度论”之间的对立为主，聚焦于评断近代神社神道的政治地位，并借此表达对当代日本政教关系的意见。第二次论争以近代日本宗教制度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强调明治时期政教分离、信教自由的“史实”，集中批判村上重良的“国家神道体制论”。第三次论争源于史学方法论上的分歧，以矶前顺一、岛薗进为代表的研究者借鉴宗教学的学术思维，从宗教文化的角度重新解释了“国家神道”的存在形式，冲击了以行政制度为主线的神社制度史政教关系史研究。虽然三次论争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概念内核均不相同，但日本学界试图以“广义国家神道”和“狭义国家神道”的二元立场概括多层次学术逻辑的做法，造成了研究者之间“争立场”甚于“论内容”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