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内化的规范发生退化的过程中，身份的自我再造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作用机制。日本和平主义规范的退化就呈现出这种情形。冷战后日本国内规范挑战者利用自我再造的大国身份的“撬杠”作用，故意放大身份与规范之间的不适应性和不协调性，引起对规范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怀疑。通过社会竞争、社会创造、社会流动三种途径，塑造对自己“合理和合适”行为的新认知，使和平主义规范丧失继续遵守的合法性，进而伺机做出修改甚至推出新的规范。在此基础上，竭力推进其倡导的日本身份及由此要求的适当性行为逻辑的主体间认同的内部和外部进程，构建反战后体制的文化。去战后体制化的政治态势在“和平宪法”制度化规范的悄然变异中逐渐形成。

(点击阅读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