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两分法”源于“统一战线”策略，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定型的广义“两分法”在内涵、目的、运用方法上与之前有明显区别。广义“两分法”的形成，受到抗战胜利以后与“昨天的敌人”之间交往的实际体验、二战后国际社会处理战败国问题的新思维、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比较以及对于未来中日关系和亚洲格局的思考等因素的影响，成为决策处理日本战俘问题、放弃对日赔款索求，以及处理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的主要依据。对日“两分法”在历史上对处理中日之间的各种复杂问题是有效的，并没有过时。它吸收了国际社会的新潮流，又体现出中国外交的特色，还包含着基于自尊、自信和哲学文化道义基础的软实力因素。但在迄今的运用过程中也呈现出问题，尤其是面对当今中日关系的新情况未能及时应对。对“两分法”应予以正面评价，又要与时俱进，还应给出对于新时期整个中国外交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